这十年，从“群众”到公民
丛日云
数十年中，在官方话语里，国人有一个标准的称呼，即“群众”。这个称呼意味着在确定上下尊卑关系的权力座标系上特定的政治地位。诚然，群众或人民群众在本体论的宏大话语中总是被捧到天上的，但在具体现实政治的语境中，他们却既温情又冷酷地被定位于无权者和追随者，被领导者和被代表者。他们需要被教育、被引导、被组织，也需要被听取、被关怀和被赐予。总之，他们是在下者和被动者。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被一张精心编织的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铁网固着在“群众”这个结点上，强势的政治宣传话语也使广大民众即“群众”们心悦诚服的认同这种定位，或浑然不知地接受这种定位。数十年中，群众们忠实地追随着党和领袖，也感激地承受着党和领袖的关照。群众虽然时有抱怨或迷惑，但总是能够与领导者共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允喜即喜，令悲则悲。他们的忠诚顺从忍耐常使领导者感叹：我们的群众多好啊！
然而，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瓦解了使国民成为“群众”的社会结构，也开始了公民意识的复苏。群众的时代谢幕了，公民开始登场。
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所以，很难将任何一个年代或事件确定为公民出场的起点。但是，如果关注近几十年来由“群众”时代向公民时代的转变，亦即中国公民文化孕育结胎的过程，我们不妨将2003年春的孙志刚事件作为标志。在这个事件中，学者、法律人、媒体人和网民们的行为模式以与往的群众运动包括脱逸官方控制的群众运动明显不同：他们诉诸于民主法治程序和公共舆论，以自组织的方式采取集体行动，理性地表达，以维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以改革法律制度为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地以公民的身份表达诉求，以公民的独立人格展现出自信与自尊。他们作出了独立的判断，采取了独立的行动，使用了独立的话语。所以，它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行动，是现代公民的登场亮相。
将孙志刚事件作为公民出场的标志，还在于，这个事件并非孤立的，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没有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一切复原。它的出现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充分准备，也构成此后公民陆续登场的政治转型过程的起点。
这十年来，公民的权利意识急剧增长。一向在政府权力和政府所声称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面前自卑自贱甚至自虐的“群众”，如今越来越多地以公民的身份和姿态，起来勇敢地申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维权”成了标志这十年历史特征的重要关键词。由传统体制所纵容的大量滥用权力的行为，如非法征地和拆迁、污染环境、社会不公、城管和司法滥权和腐败、压制言论表达等，与公民捍卫自己权利的态度迎头相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的群体性事件。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群众”也积极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但群众的参与是动员式参与，其特征是以权威支配为动力、运动式的方式、自上而下的组织与思想控制、参与者的依附性人格。那是羊与狼共舞式的参与。但最近一些年来，公民自主式参与开始大量出现。这种自主式参与的特征在于，公民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以国家中平等一员的身份，依据自己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独立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或以个人的方式，或按自组织原则以集体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互联网特别是微博，成为刺激公民参与的重要因素，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便捷的手段。
在中国，制度化参与大多属于群众时代留下的传统，即动员式参与，而某些形式的公民自主式参与虽然在宪法上有依据，但在现实中却成为制度外参与，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的独立侯选人等。而一些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如和平的游行（俗称“散步”）请愿等，在现实中却处于半合法的灰色地带。公民自主式参与的急剧增长，使原有体制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作出了许多不当的反应。公民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的提高，正在构成强大压力，要求现行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以容纳公民广泛深入的参与。
其实，从一些看似消极的行为中，也能发现公民意识在萌芽。比如，在部分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感。周志兴先生曾在微博上转发过在黑龙江听到的段子，形象地表达了一些农民对官员的态度：“有吃有喝不求你，要钱要粮不给你，你来找我不理你，你要整我我告你。”按一般政治学理论，这种态度并非公民态度，但考虑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即由群众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后极权时代背景，可以说，一些下层民众、边缘群体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们开始告别群众心态，摆脱一贯被动盲从任人宰割的行为习惯。从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完全“溶入”到从中开始“析出”；从无保留地投入整体到退守个体，这是走向独立人格的初步。
在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中，这些年表现出了对政治权威的普遍不信任、怀疑和拒绝的态度。钱云会案、红十字会丑闻、温州动车事故、周克华案、若干PX项目引发的抗议，等等，社会表现出对政府、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的强烈的不信任。在红十字会丑闻发生后，出现了普遍的拒绝捐款现象。民对官的不信任达到如此的地步，对社会治理来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从另一侧面看，它恰恰是公民开始形成独立人格，努力作出独立判断，对以往的盲从有所醒悟的结果。当然，不排除这里也有盲从的成份，甚至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这是从精神受控和被愚弄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时不可避免的。从官对民的完全控制，到民开始觉醒摆脱这种控制，然后达到民对官的控制并建立官民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是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公民态度的变化和公民意识的增长，还明显体现在公众对公共权力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包括对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效能的预期两方面。与此同时，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低效能的容忍度也在降低。臣民是容易满足的，但公民不容易满足；臣民习惯于颂扬，公民习惯于批评。臣民与公民对待国家权力的态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臣民将国家权力视为外在的、私家的，而公民将其视为属于公民共同体的、公共的。臣民满足于权力赐予的任何一点雨露阳光，甚至对稍弱减轻一点的压迫和榨取都会心存感激。而现代社会的“群众”处于精神受控状态，如同大脑中被装进了芯片，他们会为任何专横任性的权力、荒唐的政治行为甚至残害他们的政治行为真诚地歌唱。长期以来，公权力的私有化、特权化、滥权和渎职的大量表现一直被“群众”所漠视、容忍甚至赞扬，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和谴责。比如庞大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行政费用、面子工程、特权车、公车私用等，还有像人大代表缺席会议、会上睡觉、会下表演、不当的言论、从不投反对票的行为等，都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公民们心中有了新的标准，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巨大动力。
从诸多迹象中，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其指向就是由群众心理转向公民态度。从群众到公民，是这十年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公民意识，越来越多的公民人格在形成。只要没有大的社会灾变，这个变化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主流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还是执政者的行为方式，都只能适应这个变化做出适当调整。
有人将这十年称为“维稳年代”，维稳成为压倒性主题。这不仅因为一般的社会矛盾凸显，其中也有对公民出场带来的恐慌和不适应。十年中，中国陷入改革瓶颈：制度层面的改革没有大的突破，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收缩政策，执政的方式仍是传统风格且有所强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有了公民意识。从这里，人们能解读出这十年许多社会冲突的根由。
公民意识的成长、公民文化的发育是无法压制也不应该压制的，我们只能根据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革。数十年来，将民众定位于群众的政治体制、政策和治理方式都需要彻底改革，以适应政治文化的变迁。“不想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老想解决提出问题的民众”的治理思路只能积累问题和激化矛盾，无法真正解决目前面临的诸多难题。
公民文化在成长，它呼唤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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