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无想象力的社会

　　与父作战是西方艺术常见的母题。从俄狄浦斯到20世纪的卡夫卡，这场战争几乎贯穿西方文明始终。中国则有所不同，在文艺题材中，除了哪吒等孤例以外，少有父子交战的故事，力比多制造出来的对峙与仇视，往往会被儒家的父权压抑。总之，在这儿对峙中，父亲更是从一开始就是胜利者，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让儿子一步步进入到自己的轨迹，重复自己的人生。
 　　这自然反映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某种特征，国人在四季循环轮回中勾勒着自己的生活与想象。这也可能是父子无战事的根本原因，无论孩子跑出去多远，父亲和父亲代表的生活，如同地平线，是现实与想象力的共同边界。
 　　在看到近日《中国周刊》讲述的山西官员之子马啸，背叛父亲的规划京漂五年最终无奈重回自己所要反叛的人生轨道的故事，无疑是这一中国叙事母题的延续，不过在已经面向现代化转型百年的今天，这个本应该属于中世纪故事，显得格外刺眼和讽刺。
 　　这个故事自然引发了社会对于阶层固化的担忧以及对于会普遍不公平的担忧和批判，在北京大学冯军旗博士的论文中，对中国中部农业县政治生态的描绘显示，在当下中国基层社会，几乎所有权力部门都通过种种方式：婚姻，血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阶层，而且，这个利益阶层在不断扩充势力，稳固其政治权力与经济命脉的掌控。
 　　当然，冯博士的研究不无争议，其被诟病的地方之一，就是在重复一个盛世中国近乎人人皆知的常识：特权横行，萝卜招聘，阶层上升渠道狭窄近乎堵塞。之与当下国人，生死有命，富贵拼爹，此种状况无疑令笃信平等的左派与坚持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者绝望。
 　　不过，马啸的故事吸引我的，倒不仅是这种不断被验证的常识，而是让我发现，那些被视为既得利益者的槛内人，实际上也无能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
 　　说“悲剧”似乎有些矫情，不过在马啸心中，5年“失败”的北京生活，实际上有四年是快乐的。而回归体制后，在享有了一切令人艳羡的福利，特权和进一步向上的人生轨迹以后，三十岁的马啸已然衰老，他的理想激情甚至灵魂都随着这四年时光的失去而黯淡枯萎，“活着”，像父亲那样“活着”，依然成为他唯一的存在价值。
 　　马斯洛曾经将人的需要分层，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而与马啸们，这些可以被视为“贵族”的人群，却和庶民一样，都无力实现人性的最高价值，由于只能信奉“活着”哲学，从而彻底丧失想象力，即便生活富足，也被迫安装上一副嗷嗷待哺的表情和神经。
 　　无想象力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当然，我们可以设想马啸的父亲官运亨通，拥有更大的权力后，让马啸拥有貌似更自由的生活，但是，吊诡之处恐怕在于，父亲的影响随着权力边界拓展而拓展，反抗父亲重获自由的可能性随之变小，最终会陷入鲁迅无物之阵，在根本上丧失反抗——也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可能。
 　　还有，与阶层固化现象相对应的，是家族、朝代兴亡的历史圆周率。中世纪现象必然带来中世纪问题，甚至带来中世纪一样的乱治循环的历史宿命以及一个个体的悲剧。在历史上，固化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江山永固的社会体，却如同一辆失控的战车，而无论是老马还是小马，都被捆绑在上面，颠簸着向充满危机的黑夜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