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毛泽东为什么要“一边倒”

作者：信力建 

建国后，毛泽东所采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谓“一边倒”）政策，现在受到广泛指责，普遍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关和半闭关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关起门来无穷无尽地搞斗争，使国家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并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经验，产生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还有人甚至假设：如果我们当初不实行这种“一边倒”政策，而积极与美国和西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则新中国的道路或许会平坦许多。然而，如果我们从毛泽东本人和他同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以及所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布局来看，却不得不指出：毛泽东及其同僚选择“一边倒”的政策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共从其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只是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一个支部。事实上，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也因此，由它一手策划建立的中共，就只能是共产国际属下一个支部。对此，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而毛泽东所以能成为中共领导人，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持。我们不妨对此稍加追溯。

共产国际最早对毛泽东予以关注是在１９２７年。这年３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登。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转载了该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到 1９２９年１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时，莫斯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就非常重视。这年７月２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东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这年８月，陈云和潘汉年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在同月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６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档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除了毛泽东本人跟苏联有这样深厚的联系外，毛泽东周围的同事也跟共产国际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在中共领导层，从来就有一个所谓“留苏群体”，其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的两所著名大学，即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21年，主要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中国学生在成立第一年有36人，到1923年增至52人。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蔡畅等。中山大学全称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系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而于1925年专门设立的。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即由国民党中央接连选派了两期学生，总数约800余人，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沈泽民等人皆在此列。1927年“清共”以后，国民党停止选送留苏学生，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离校回国，剩下的遂全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1928年9月，东大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习惯上仍称中山大学，至1930年秋天停办。藉是之故，从1925年中共“四大”上，留苏归来的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后，苏联留学生就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各地工农运动发展迅速，而共产党人数既少，干部更不敷任用，留苏学生经过在“赤都”的革命训练，回国后立刻填补了这种干部紧缺状态，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实属理所当然。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46名中央委员中已有11名苏联留学生，其比例已经超过留日、留欧学生，占到了23.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1名政治局委员中仍然只有1名留苏学生，只是人选从彭述之换成了罗亦农，所占比例降至9.1％，这显然与蒋介石发动血腥清党、国共合作走向终结的严峻政治局势有关。“八七”会议后形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罗亦农、顾顺章、任弼时为留苏学生占据3席。次年中共“六大”上留苏学生的地位再度降低，仅杨殷、关向应二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此之后，留苏学生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之比例处于持续上升状态。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际，政治局委员中的留欧学生降至11.8％，留苏学生则增至29.4％，至此，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也完成了从留欧群体到留苏群体的权势转移。到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时，12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林育英等8名苏联留学生，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抗战期间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45％以上。留苏学生在中共中央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中共三任总书记瞿秋白、张闻天、邓小平；三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和两任总理周恩来、李鹏都有留苏经历。

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共领导层，流淌的都是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的血液，欲其执政后不向其政治教父“一边倒”，岂可得乎？

这种对共产国际精神上的依赖和血脉上的相通，使得中共在诸多关键时刻都很自觉很自然地倒向苏联。

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件”。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极端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同时对苏联造成了威胁。英、美帝国主义期望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力图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大坝。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苏联希望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只有他们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好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政府虽然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更惧怕蒋介石联日。经过权衡利弊，苏联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本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然而，因为“教父”的态度，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连续几天开会，最后决定改变了先前的强硬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又比如朝鲜战争。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目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兼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于是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预，金日成的军队被打得踉跄大败，几乎失掉整个朝鲜。此时，如果要帮助朝鲜——或者说要背朝鲜这个包袱，最有资格最有理由的该是谁？当然是苏联。原因是：首先，南北韩的政权是美国与苏联各自扶持的，现在二者发生战争，美国已经出面军事支持南方政权，苏联要保持他老大哥地位的话，自然也应出面扶持摇摇欲坠的北方政权。这里面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三八线的划定是苏美两国一手制定的，现在这一停火线形同虚设，为维护这一停火线的作用，也应由苏美搞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刚从战火中脱身而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中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没能力出面收拾这烂摊子；最后，如上所述，朝鲜战争的爆发，完全是斯大林纵容批准的，中国根本不知道，所以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是，因为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又一次担负起自己不该担负的任务，组成志愿军去打了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和错误对手”的抗美援朝战争。

现在，官方对“一边倒”政策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这里，所谓这项政策“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当然难以让人信服，但“‘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的判断却是客观的——因为这是当年毛泽东及其同僚不得不进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