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广州“房叔事件”背后的舆情,可谓一波三折: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有22套房的“房叔”蔡彬被网络举报后因涉嫌腐败被查,“房叔”的处理结果尚未出来,官方却宣称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同时,广州市房地产档案局采取一系列堵漏措施,其中包括关闭了阳光家缘网站提供的“验证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证明真伪”和“查验房地产登记基本内容”的功能。

这种处理方式,想不引起公愤都难。不过,在说这事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同期报道的另一则饶有意思的新闻:有媒体报道称,江苏、广东多个城市出现官员暗地抛售多套“灰色房产”的现象。尽管灰色房产的确切数量一时还难以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地官员放盘出售现象,无疑只是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由此而反证的是,被曝光的“房叔”显然并非个案,而不过是庞大的灰色房产群体中的九牛一毛。从“房叔”到官员抛售房产,足以说明房产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到了如坊间所说的“隔墙随便扔一块砖都能砸到官员”的地步,那么官员与灰色房产的关系,似乎也可以适用于“隔墙扔砖”论——虽然这种说法只是人们的感官认识,而且未免有些夸张,但也不可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对于官员拥有多套乃至几十套的灰色房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官员腐败的产物,但这也恐怕是一个连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

“隔墙扔砖”论所指向的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腐败官员数量的多寡,更多的恐怕是一个“愿不愿意扔砖头”的问题;而对于灰色房产而言,则是一个关于权力部门“想不想查”的问题。不可否认,一些官员将部分灰色房产过户给亲友,由此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但说到底,在技术上核查官员的房产信息并非难事,关键就看纪检部门的意愿和决心。事实上,广州“房叔”“房婶”案,即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力的佐证。

官员之所以抛售灰色房产,原因据说有二:一是市场不景气,资金偏紧;二是出于对被查的担忧,而提前为转移资产到海外做准备。不难理解官员的这种忧虑心理,毕竟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房产,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要是哪天倒霉起来,也难保自己不被“砖头”砸中。不过,官员们也大可不必如此人心惶惶,做出一副狗急跳墙的模样。毕竟无论是“表叔”还是“房叔”,还是其他的什么叔,被网民揪住的还只是个别倒霉蛋。何况,从广州对“房叔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官员们似乎也可以提振点“精神”来的。

不是么,“房叔”以网曝形式而大白于天下,本来就反映出相关部门工作的滞后乃至不作为;而今,“房叔”尚未处理,便先行处理了举报者,这难免让人产生“权力护短”的遐想,有部分专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打击报复”。而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堵漏措施,更使公民原本有限的知情权雪上加霜,由此而引发人们对网络反腐前景的担忧。

对于“房叔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隐私侵权案件,而忽视了“房叔”的官员身份;也正因这种特殊身份,也就不能机械地将工作人员受处分与“房叔”因贪污被处理割裂开来。表面上,这看起来是两件事,但实质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现代政治伦理规范而论,官员首先作为公民,无疑也享有隐私权并受法律保护。但官员享有的隐私权是有限的,官员财产状况这类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尤其是重要岗位干部的财产信息,更不应该成为隐私,而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官员的个人生活一旦涉及公共利益,法律毫无疑义地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就此来说,工作人员泄露“房叔”住房信息,恰恰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体现,这种行为虽然在程序上有瑕疵,但结果却是正义的。因此,在处理“房叔事件”时,固然捍卫程序正义很有必要,但在如何处罚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考量空间,比如可以因这种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而减轻处罚;甚或者,也可以由相关部门来承担——毕竟,公开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原本就是政府部门的应尽之责,然而现实却是公民了解官员财产的渠道极为有限,而只能被迫以“内部泄密”这种有违程序的方式来实现,这本身就是政府部门失职的表现。

说到底,当前公众的反腐冲动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并无冲突,民间反腐之所以出现结果正义但程序不正义,乃至伤及无辜而沦为“以恶制恶”的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乏力。显而易见,化解这种尴尬局面别无他途,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化。惟其如此,官员的个人隐私权才能实至名归,民间网络反腐也才可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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