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集权时代的人,注定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从过去翻出的旧账,不断地颠覆着历史学家那种善恶分明的二元观念,促使他们对人性的卑微做出更深的思考。两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决反对纳粹的作家格拉斯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曾经是一名纳粹党卫军成员,他的坦白令世人震惊。此后又有学者称前总统瓦文萨曾是前当局的秘密特工,对此瓦文萨本人坚决予以否认,并声称要诉诸法律。而捷克政论周刊《敬报》今日更是爆出一大新闻: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学生时代曾经向警察告发过一名西方间谍。

  年轻的捷克历史学家哈迪雷克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在当年内政部的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一份有关昆德拉的文件。日期是1950年3月14日,有昆德拉签名的这份报告记录道:“今天下午约四时,学生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布尔诺,到本部报告,伊娃·米莉特卡与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契克见了面,后者显然是个逃兵。”1948年捷克二月政变后,德沃拉契克从军队里逃跑,偷渡到德国,在那里他被美国资助的一个捷克流亡组织招募为情报人员,被派遣回国搜集有关化学的情报。回到布拉格后,他在同学米莉特卡的学生宿舍呆了一夜。米莉特卡通知她的男友前来见面,并告诉他德沃拉契克与她在一起。她的男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昆德拉,后者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警察。德沃拉契克被捕后,被控犯有开小差、间谍和叛国罪,最终他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在服了十四年刑期后,于1963年获释后定居瑞典。现年八十岁的他已经中风,身体欠佳。据他家人说,他仍然相信是米莉特卡出卖了他。米莉特卡如今也已经七十九岁,她告诉哈迪雷克,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内疚中,她的丈夫死于90年代,生前从不愿意跟妻子谈论这件事。

  对于喜欢昆德拉的读者来说,这一新闻带来的震撼或许不亚于读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写出了《生活在别处》《笑忘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杰作的作者,昆德拉这段往事的确令许多人困惑不解。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玩笑》出版,由于书中描写了极权制度下存在的荒谬感,作品获得巨大反响。“布拉格之春”中,昆德拉因支持改革,反对前苏联入侵,被迫于1957年流亡法国。他的作品以讽刺的笔调、机智的议论、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和性欲的描写,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巧妙地熔为一炉,而这些作品的主题往往便是有关信任和背叛。但自从加入法国国籍后,他与自己的祖国联系已经越来越少,其作品也从社会的审视转向存在的审视。

  对于媒体的爆料,昆德拉本人迅即打破多年来的沉默,向伽利玛出版社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称这一说法是“纯粹的谎言”。他告诉捷克通讯社,他根本不认识德沃拉契克这个人,研究机构和媒体的说法是在“谋害一位作家”。此事在捷克掀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许多捷克人仍把他视作反抗极权的英雄。在他们看来,即使告密事件是真的,也不过证明昆德拉年轻时是一位爱国者,揭发了一个他认为是外国间谍的人。艺术史家索尼娅·赞姆科娃在接受采访时说:“还在我的学生时代,昆德拉就不仅是一位大作家,而且是一位鼓励我们思考的英雄。即使他年轻时汇报过一个他认为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也不足以证明他是个有道德缺欠的人,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作家和争取自由的贡献。”更有力的声援来自十一位作家,这些作家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尔罕·帕慕克、南汀·戈迪默和JM·库切,以及美国的飞利浦·罗斯、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法国的让·达尼埃尔、西班牙的胡安·戈伊蒂索洛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联署发表声明,提醒人们注意,媒体在散布诋毁谣言时却不愿意报道相反的证据。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是为了抹黑一位在世的伟大作家的声誉,至少这种意图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作家们站出来声援昆德拉,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同行,更是为了一个同类,为了捍卫那些名誉被媒体损毁的人,现代媒体为了商业利益,不断制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使当代人的是非判断陷入彻底的相当主义泥坑。但我觉得这种表态仍有点过于仓促,尽管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在那份爆料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不相信这一指控,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只是他认为,这一新闻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慎重对待历史:“即使昆德拉真的去警察局是为了告发间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也无关宏旨。历史学家应该尝试用那个时代的眼光去看问题。”

  将事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主义方法,这话由在那个年代坚强不屈、几度入狱的哈维尔口里说出,更增加了几分道德说服力。经历了以迫害为其标志的极权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但真相一旦大白,并切意味着无数普通人都要承担责任,人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原东德政府在其统治时期,为了监视它的一千七百万国民,曾经雇佣了九万名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两德统一后,秘密档案被公之于众,许多去查看自己资料的东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朋友或学生,每天都在向警察报告自己的一言一行。可以想见,那一段时期,整个东德社会承受了多么巨大的道德痛苦,假如不把这一切都归于时代,这样残酷的事实足以使人对人性感到彻底绝望。

  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中,年轻的德国导演多纳司马克试图以一抹人性的亮色来给人们以慰藉。负责监视剧作家德瑞曼的魏斯乐是恪尽职守的警察,当他偶尔监听到剧作家弹奏《热情奏鸣曲》时,音乐使他内心深处的人性开始复苏,在最后时刻,他选择了站在被监视者一边。导演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一个人也可以有选择的。但据龙应台先生的叙述,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多纳斯马克曾希望拍摄监狱实地,他的愿望遭到了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处理不符合史实。在原东德,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可是,即使他的话更加真实,从另一面看,这些昔日的秘密警察也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当初也是在恪尽自己的职守,没有任何责任。而那些选择与制度合作的普通线民,除了遭到胁迫外,还有多少人其实是出于自觉自愿。

  昆德拉曾将这种背叛与出卖归结为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如果说,仅仅出于职责的作恶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语),它的里面原本就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思想遇到这种邪恶便无法深入,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那么,出于理想的作恶则可以称之为“崇高的恶”,人们声称发现了历史的规律,真诚地相信能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堂。在那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人们不再孤独地面对一个异己的世界,而是投身于创造美好未来的共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牺牲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人,都是无可非议的。基于有关人性的知识,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出于自利主动作恶,也可以理解人们为了自保被迫作恶。但如果一个人作恶,既不是出于利益,也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或理想,我们又会作何感想?

  多纳斯马克对“平庸的恶”抱有希望,昆德拉则对“崇高的恶”怀有乡愁。小说《生活在别处》中,青春、爱情和革命组成了一首首激越的交响曲。诗人雅罗米尔在与女友约会时,女友却跑去和另一位中年男子见面,其实她是要去告诉他,自己爱上了亚罗米尔。为了平息迟到带给诗人的愤怒,她只好随口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她的兄弟要叛逃国外,她因要加以劝阻所以才来迟了。出于爱国心,雅罗米尔将此情况报告给警察,结果导致了女友的被捕。事后,诗人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雅罗米尔的动机是真诚的,他之所以告发自己的女友,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这是一种升华的爱,一种将自我融入更伟大事业的爱。

  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虚拟的叛逃,那位姑娘和她的兄弟因此被捕入狱;现实中叛逃的德沃拉契克背叛监禁(他和小说中那位男子都曾是飞行员),而与他见面的姑娘却免于牢狱之灾。雅罗米尔后来死于一次普通的感冒,昆德拉却要在多年后被迫澄清自己的责任。尽管昆德拉从来都反对将作家的经历与其作品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往往愿意相信书中的故事就是作家的亲身经历。“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以时代所以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昆德拉如是说。青春的激情与罪恶结合在一起。这是虚构在模仿现实,还是现实在模仿虚构?

  像千百万捷克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时期的昆德拉也曾充满激情,狂热地信仰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对官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他的早期诗歌也像雅罗米尔一样,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满怀热情地歌颂伟大的历史进军,直到1968年,昆德拉与哈维尔的一场争论中,仍然将自己看做是一位新世界的人。他后来开始意识到这一理想社会的荒谬,将它看作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并把这种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幕荒诞剧,诗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一出辉煌的戏剧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多年后,他正式宣布自己的早期诗歌作品都是“不成熟之作”,不允许任何出版社再版。他甚至认为诗歌与小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诗人是激情的,小说家是反激情的,而小说的唯一道德就是认识。

  无论如何,这件事对昆德拉来说,更像是他所惯用的一个后现代的小说文本:现实与虚构的交叉。昆德拉常将自己置于虚构的小说中,作为作者进行直接的干预,使小说因其真实人物在场显得更加真实,或因间离效果显得更加不真实。那么,这一次他会触发新的灵感,将有关自己的这个故事写成又一篇小说吗?并且再一次重申他所有小说的主题:“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刻奇”就是对世界的激情。经受了个人的孤独折磨,诗人们发现了集体主义的美学,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灵感。1949年11月,就逃兵德沃拉契克被捕前不久,在遥远的中国,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诗篇,意气风发地高歌“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他的激情令自己陶醉和感动,感到自己正在参加和创造历史。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修辞学,来自于一种集体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时间开始了”的灵感引起许多诗人的嫉妒,但胡风绝没有想到,这首诗很快就遭到更加“刻奇”的人的批评,指责他将领袖比喻成大海是歪曲,因为领袖曾自称是小学生。尽管如此,最终使胡风成为一个受难者的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文艺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陈垣、金岳霖、周一良等,都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依依向旧我告别,而仅在《文艺报》的“批评与检讨”专栏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就多达三十多人。今天再来读这样的文章,人们会惊异于这些学者和作家何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陈寅恪曾将这些人称作“时贤”,这位僻处南疆、双目失明的老人已经看到了时代的诈伪,对人性已有和将有的大沦丧洞若观火。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他对历史进步观念的疏离使他避免了被卷入时代的潮流,而经历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大多数作家、学者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充满了对光明的憧憬和服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写出了《猫城记》的老舍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也不能理解写出了《北京人》的曹禺在批判吴祖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而在批判萧乾的文章中,曹禺更是这样写道:“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正是凭着这样的表态,曹禺被当时的最高层看作是进步的典型。

  历史往往是非常宽容的,它常将那些微小的细节通约,只留下暴君和受难者的记录。但是,就个人而言,许多历史细节往往比历史事件更有意味。50年代,在一次批判冯雪峰的文联会上,当夏衍揭发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下答徐懋庸的信时,有人高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又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全场先是默然,接着沙汀、楼适夷、张光年等纷纷站起来表示愤怒,诗人郭小川更是称冯雪峰“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而在另一次批判萧乾的文联会上,由于萧乾曾与美国人威廉·阿莱合编过一本对外宣传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他的昔时老师沈从文在发言中揭发说,萧乾与帝国主义早有勾结。后来在“文革”中,沈从文自己也遭到助手范增的诬陷,称他“家中是什么裴多裴俱乐部”。自干校返京后,沈从文的境况一直不好,萧乾得知此事,便托朋友去找沈所在单位的领导,希望能帮助他解决问题,沈对此大为不满,有一次两人在街上相遇,沈劈头就问:“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萧乾后来在遗稿里写道,他认为沈从文只不过是用这样方式来表明,自己并没有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

  如果说他们的言行仅仅是出于自利或恐惧,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都是一些富有思想和才华的人,曾写出许多真诚优美的作品。我宁愿相信,他们当初对别人的批判揭发也都是真诚的,深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

  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基于18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并与革命的俗世信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都将人看成是一种善的存在,人的作恶只是因为非人道的社会,因而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接受了现代文学观的作家们,自然会由衷支持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计划,面对崭新的世界,他们要么充满集体一份子的自豪感,要么充满遗老遗少的负罪感。但在这些记录里,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思想的闪光,甚至看不到任何精神性的东西。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有些古老的正义标准,比如不能出卖他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恶”并不比“平庸的恶”更值得谅解,毋宁说它更具深刻地暴露出人性的局限。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