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帶來了新匯豐總行大厦和新機場大樓的福斯特（Norman Foster），不經不覺間已與香港邂逅30餘年。在 2010年西九文化區的第二輪諮詢中，他的「城市中的公園」概念方案，敲定為西九未來發展的主體方案。開宗明義，「城市中的公園」參考了香港整體城市規劃的特色，力求將建築範圍高度集中，騰出餘下的空間作為綠化帶。假如未來的西九文化區是「城市中的公園」，則現實中被郊野公園重重包圍的香港市區，大可理想化地被稱為「公園中的城市」。
謝爾頓（Barrie Shelton）等人的新書《製造香港》，甚至把維港兩岸、背山面海的狹長城市帶──通過局部高密度的塊狀發展騰出更多綠化空間──視為解決密集城市（compact city）發展問題的成功典範。在已落成的長沙灣 -大角咀 -尖沙咀新填海區，我們可以找到巨型塊狀建築群，活像公路兩旁的幕般，密集地坐落在交通主幹道周遭，仿佛市民完全圍繞車站來展開日常生活，一切活動皆在地下管道和相連的商場網絡中進行。
對於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園」概念方案，公眾的焦點難免會落在那19公頃的中央公園，5000棵樹以及23萬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之上。但作為硬幣的另一面，福斯特亦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將意味着日後西九的文化、商業和生活區將變得極為擁擠──複製謝爾頓等人所描述的巨型塊狀建築群，建築物緊貼建築物的無盡密閉空間。我們大可設想，那仿佛就是機鐵九龍站延伸的巨型商場。儘管福斯特强調會有一條林蔭大道貫穿，但須知那是架於建築物平台上的大道。我們又大可想像，那會是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天台花園的「強化版」。
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園」與其過往作品一樣，是現代主義建築的典型，尤其強調功能決定形式，不同用途的分區規劃井然有序。這大概亦是香港城市規劃的另一縮影。作為香港城市規劃的主要法定圖則，《分區規劃大綱圖》限制了土地指定用途及認可標準以外的土地濫用。在沒有更有效的决策及管理方式下，這可確保土地資源的嚴格控制，惟欠缺透明度的城規會運作以及執法上的落差，已導致分區規劃功能被嚴重扭曲。更改土地用途更成為地產商點石成金的魔法，而過於僵化的分區制度，則扼殺了土地使用自下而上的民間潛力。
香港的現狀是郊野公園嚴禁一切發展；工業區嚴禁任何人居住；而天水圍這類住宅區，雖擁有大量綠化休閑空間，但卻長期被禁止一切除長江實業和領匯以外的經濟活動。居民為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發形成的天光墟，此前成為政府重點打壓的對象……如此類推，人們不得不懷疑：未來西九文化區的中央公園，還會容許市民野野餐、溜溜狗和釣釣魚嗎？
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1961）一書中，對這種現代主義的規劃建築模式，進行了歷來最徹底的批判。在她看來，無論是霍華德（Ebernezer Howard）、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論，又或是她自己着力對抗的紐約規劃部門主管摩斯（Robert Moses），均企圖通過設定大量的公園、公共空間和地標建築，以體現人類能戰勝並複製大自然的啓蒙精神。但規劃建築門外漢的雅各布斯卻一語道破：這些專家們一厢情願的幻想，完全漠視了城市使用者、社區居民自下而上的聲音。而紐約大部分公園那些非生活化的公共空間，最終難免只淪為搶劫、犯毒和其他罪案的溫床。
日後座落在西九的中央公園，未必會變成紐約中央公園般的犯罪天堂，但雅各布斯的忠告卻仍不容忽視──我們真的需要一個 19公頃、像維園般大的公園嗎？市民真的會樂於享用這片人間天堂嗎？對雅各布斯來說，規劃須先從用家的需要出發；她所推崇備至的狹窄人行道和街巷網絡，正是社區居民最樂於使用的公共空間。這裏沒有僵化劃分、功能單一的碩大公園，沒有什麽專用的綠化帶，樹木只會點綴在街道的兩旁。但這裏卻是居民集體創造的共同空間，承載着城市生活開放流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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