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广东从2009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教育债务问题。学校学位由原来的公办，转变成了现在的‘民办’。我们的高中学位有四成在还贷款。”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在省人大会议分组讨论时透露，广东实验中学采用贷款办学方式，建设高中校区，总投入约2.9亿元。他希望通过卖学位的做法使学校在今后五年实现教育负债零增长。对此，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考虑引入新机制，尝试吸引社会资金，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学校拿四成学位高价出售用于还贷，这样的还债“新机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当然，所谓的“新”，只是相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言。而于体制内的学校以及官员来说，大致算是公开的秘密：一者在于广东实验中学并非一个人在战斗，正如郑炽钦所言，“存在类似情况的学校，全省至少还有六至八所”；二者在于这种“新机制”，也并非某些学校擅自主张，而是“经过政府批准实施的”，其背后有着权力者的撑腰。
郑炽钦的这番真情表白，无异于脱掉了教育体制的一条内裤，让公众看到了某些不堪：时下公办学校的择校费、赞助费之所以居高不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4%之所以长期未达标，这些教育“顽疾”恐怕都与教育高额借贷问题有着莫大关联。由此而再来审视两个细节，也就显得耐人寻味：一是前不久财政部声称2012年那个著名的比例（4%）已经达标，二是广州教育局局长屈哨兵坚称“广州的基础教育没有负债”。如今在公众看来，这两种说辞的可信度显然经不起推敲，尤其是后者似乎更多是“皇帝的新衣”那般可笑。
学校高价卖学位还债，这种做法毫无正当性，不仅有违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更是在挑战教育公平的底线，其完全与教育的公益属性背道而驰。而更令人齿冷的是，明明是违规行为，地方政府非但不严厉整治，反而发文予以支持，并堂而皇之以“机制创新”“资源重组”之名摇旗呐喊，这显然是赤裸裸地逼良为娼。
在上级权力的怂恿和重压下，学校也就变得有恃无恐，卖学位卖得欢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就值得同情，其中或许有被逼无奈的成分，但学校也是这场游戏中的利益分赃者。不难看出，在优质资源极为稀缺“一位难求”的背景下，学校将学位商品化，不仅将债务风险轻而易举地转给了学生，而且在学位的层层加码过程中中饱私囊。
政府抽逃了本属于自己的责任，而学校则在甩掉包袱的同时还大赚一笔，无辜的学生家长最终成了这场游戏中的冤大头。这样的画面显然不足为奇，其所延续的不过是强者的逻辑。而这种强权逻辑所导致的恶果必然是，包括学位在内的优质教育资源，最终沦为权贵、优等生分食的“蛋糕”，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抬高人们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门槛，加剧公办学校的择校现象。
其实说到底，一些地方普遍存在教育建设负债问题，并非地方财力不足，而实在是地方政府或主政者重视与否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像抓经济一样抓教育”，断不至于教育负债累累。更重要的是，以我国目前的财力而言，实现“富教育”也完全绰绰有余。而实际上，近来诸如陕西神木、云南嵩明等不少贫困地区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所以说那些来自政府部门所谓“没钱办教育”的说辞，纯粹只是一种矫情。
退一步来说，即便教育投入存在欠债，也完全是政府行为，因而这笔债务理应由政府承担，而不能让学校偿还，更不能放纵学校无底线地、或明或显地向学生分摊。很显然，政府在抽离了责任的同时，也抽离了民心；而学校高价卖学位的另一面，则是贱卖了教育公平与教育者的良心。当政府部门和学校罔顾自身责任和底线，在商业化、自利化之路上跑得欢快之时，也就意味着离公信力、真教育越来越远。人们所看见的，只是一具忽悠人乃至摧残人的空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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