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中国可能的政治前途，是种会使一些人感到有趣味、许多人觉得困惑的智力活动。传统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共产党想要扞卫及延续其政治垄断之心如此坚定，它有能力存活较长时间（尽管不是永远）。但是，少数人的观点则是中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事实上，在未来10至15年中国向民主过渡是个大概率事件。在这种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看法背后，是积累下来有关民主过渡的国际及历史经验（过去40年，大约有80个国家完成了从专制统治过渡至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主体制）；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就民主过渡及专制制度的崩坏（两个紧密关联的过程）的动态形成了重要的见解。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认为中国的一党政权仍然具有足够的韧性去维持几十年统治的人可以指出，共产党拥有经过验证的巨大镇压能力（专制政权生存的最关键因素），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能力（尽管这适应力的程度在学术上有争议）以及它合法性的来源：达致经济改善的记录。

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将摆脱几十年一党统治的一系列理据当中，那些认为中国政权更迭是可预见的人已经挑选出来一组因素。而在众多的专制统治的衰落和崩溃的原因当中，两个因素脱颖而出。

首先是专制政体衰变的理论。一党政权，不论怎样精密，还是会受到组织的老化和衰变的影响。领导者(在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 逐渐衰弱；这种制度往往吸引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一些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他们在政权内的角色的人，他们想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为维护政权出力所能得到的回报。结果是腐败不断加剧，管治持续恶化，与群众日益疏远。根据经验，一党制政体的组织衰变可以用这种政制的有限的寿命来测量。至目前为止，记录上一党政权的最长寿命是74年(前苏联共产党)。在墨西哥和台湾的一党政权分别掌权71年和73年(然而，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失败使台湾的情况复杂些)。此外，这三个主政时间最长的一党政权在退出政治权力的大约十年前便开始体验到体制性的危机。如果相同的历史在共产党统治了63年的中国重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未来10到15年政权过渡的概率是有可能的—当中共达到一党政权寿命上限的时候。

其次，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识字率，收入和城市化速度不断提高，通信技术的改善等极大的降低了集体行动、瓦解独裁统治合法性的成本，并促进更大的民主要求。其结果是，管治贫困农业社会得心应手的独裁政权，发现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要继续统治越来越困难，最终变得不可能维持。统计分析表明，当人均收入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独裁政权便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更大）。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增加更为显着。一旦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能够生存的独裁政权很少，除非他们统治的是石油生产国。如果对中国应用这种观察，并且也考虑通胀的可能影响（尽管上述的人均收入数据是以常数来计算的），我们会发现，中国已经深入这个”民主过渡区域”了，现在它的人均收入是大约9,100美元，和1980年代中期民主过渡前夕的韩国和台湾的人均收入水平不相上下。再过1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5,000元，城市化率将上升到60-65％。如果中国共产党今天在部署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维持统治时觉得艰难，试想一下，10-15年后，这事情将会变得有多不可能做到。

如果这种分析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愿意设想未来10-15年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转型的话，那么更有趣的后续问题绝对是，”这样的转变会怎样发生？”

同样，根据70年代民主转型的丰富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可能成为民主有五种方式：

“大团圆结局”将是中国民主过渡的最好模式。通常情况下，一个由旧政权的统治精英操作的和平权力退出会经过几个阶段。开始时，也许由于多种因素（如经济表现不佳，军事上的失败，人民反抗升级，无法忍受的镇压成本，和贪污成风），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对这种危机的承认/觉察使某些政权的领导的认为专制统治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应该开始操作一个不失体面的权力退出。如果这种领袖取得政权内部的政治优势，他们会通过开放媒体和放松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来啓动自由化的过程。然后，他们会与反对派领导人磋商从而设定后过渡期政治制度的规则。最关键的是，这些谈判重心是保护旧政权那些曾侵犯人权的统治精英，和保留支持旧政权的国家机构（如军队和秘密警察）的特权。谈判结束后，便会举行大选。 在大多数情况下（台湾和西班牙例外），代表旧政权的政党在这样的选举中落败，从而迎来一个新的民主时代。目前，缅甸的过渡正在按照这个剧本上演。

但对中国而言，这种大团圆结局的的概率取决于执政精英能否在旧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之前着手改革。后极权主义政权和平过渡的往绩非常糟糕，原因主要是这些政权一直抗拒改革，直至失去时机之后才着手。”大团圆”式转变的成功案例—如在台湾，墨西哥，巴西发生的那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旧政权仍然保持足够的政治力量和得到主要社会团体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统治精英越早开始这个过程，成功的机会越大。然而，吊诡的是，足够强大的政权不愿意改革，而虚弱的政权则无力改革。在中国的情况下，”软着陆”的机会可能取决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未来五年会做的事。毕竟，政治软着陆的机会之窗不会永远保持开放。

“戈氏来到中国”是有着险恶情节的”大团圆结局”的变奏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错过历史机遇，没有在刻下启动改革。但是，在未来十年内，经济、社会和政治趋势（如人口老化，环境恶化，裙带资本主义，不平等，腐败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动乱导致经济增长不断下 滑）最终会迫使政权面对现实。强硬派名誉扫地，取而代之的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改革者，他们开展中国版的glasnost和perestroika（译注：俄语，改革于开放）。 但届时政权已经失去了重要社会群体的完全信任和政治上的支持。自由化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极端主义。旧政权的成员开始叛逃—不是向反对派倒戈，便是跑到 他们在南加州或瑞士的避风港。在政局混乱之际，政权遭受又一次内部分裂，类似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那样，结果激进的民主化人士崛起，取代温和的改革 者。凭藉巨大的民望，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反对派—包括许多旧政权的叛逃者—拒绝向实实在在没有谈判条件的共产党让步。党的统治会崩溃，不是因为选举结果引致忠于它的人下台，便会是反对派自发夺取政权造成。

假若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那将是最讽刺的事。在过去2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竭尽所能来避免苏联式的崩溃。如果”戈氏一幕”给中国带来民主，那表示中共显然的从前苏联解体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天安门终极版”是第三种可能性。当中共即使面对政治转趋激进以及社会分化迹象，却还是继续抵制改革的时候，便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造成”中国的戈氏”的因素在这里也会起作用。不过，触发崩溃的不是体制内改革者迟来的自由化改革，而是像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样，能够广泛动员全国各地众多社会组织的一场不可预料的大规模起义。这种政治革命的表现形式将会和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中东”茉莉花革命” 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看到的一样。在中国的情况下，”天安门终极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成果，主要是因为中国军方拒绝再次插手挽救中共（自1970年代以来大多数由危机引发的转变当中，军队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了专制统治者）。

“金融危机”—第四个可能情况—可能会像1997至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印尼的苏哈托倒台那样启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国那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银行系统有许多共通特性：政治化、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监管不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较弱。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累积了巨额不良贷款，而如果这些贷款被确认的话，在技术上可能会破产。此外，最近几年中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进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记录的活动如雨后春笋一样，使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大风险。随着中国维持资本控制的能力因为资金进出中国的方式增加而受到削弱，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中国不成熟的资本帐户自由化措施有助资本在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时候外逃。如果中国的金融业遭受崩溃，经济将陷于停顿，社会动荡将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如果安全部队未能恢复秩序，而军方又拒绝帮助中共的话，中共有可能在混乱中失去权力。单独由金融危机引起崩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即使中共捱过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中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将很有可能损害其经济表现到一个足以产生连锁效应，使中共最终失去法理权威的程度。

“环境崩溃”是最后一个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的情况。监于近日中国环境恶化的显着程度，环境破坏引起政权更迭的概率并不少。连接环境破坏和政权更迭的反馈环路虽然复杂，但并非不可理解。显然，环境崩溃造成的卫生保健问题、生产力丧失、水资源短缺和物理破坏等方面的经济成本将是巨大的。增长可能会停滞，因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控制。环境崩溃已经开始使中国城镇的中产阶级对政权离心，并引发日益严重的社会抗议。环保行动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力量，把不同社会群体连接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向对环境问题不敏感、反应迟钝、和不称职的一党政权抗争。中国环境的严重退化也意味着发生环境大灾难诸如大规模的有毒物质泄漏、创纪录的乾旱、长时间的有毒烟雾等的机率可能引发大规模抗议事件，使反对派有机会迅速政治动员。

这种智力练习的得着应该是发人深省的，不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际社会都一样。至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中国政权过渡的概率，以及各种可能的情况。思考这样一个政权过渡的可能原因和情景之后，应该能了解有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我们得要开始思考不可想像的和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原文：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02/13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同时参考同源译文。

来源：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