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陈子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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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明 （进入专栏）  

　　
　　在中国当下的普通语境中，独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有很大的重叠；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二者又有很大的差异。本文导言先给出二者的初步定义；第一节从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考察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衰轮回；第二节从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考察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是如何从“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的知识分子；第三节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给出较为详尽的分析。
　　谁是独立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纪念碑碑文中，对于此类知识分子的典范，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斯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和“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与做法，笔者年轻的时候，还分辨不清二者之差异，要等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
　　
　　一、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首先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古已有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径；只有少数读书人，才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东林人物“事事关心”的境界。在西方，早期大学里虽然有良好的人文教育，但是其培养目标是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而不是知识分子。像蒙田、卢梭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先驱，就不是出身于大学。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与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无关。中共所谓“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苏区肃反的时候，小学毕业就被列入可杀之列；抗战初期的时候，中学生就是吸收党员的优先对象；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1957年“反右”的时候，中专学历以上才入法眼；1980年代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划界已经升至大专或本科；到了21世纪初，如果不是“海龟”或戴上一顶博士帽，就很难提拔到较高的领导层次。朱苏力说：20年前，作家和诗人在中国肯定是知识分子，可自打王朔点出“过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后，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笼统地认为作家诗人都属于知识分子了。所以，知识分子既不能用学历来界定，也不能用职业来界定。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俄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包括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义、价值和品质的代表，而不是国家、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拥有预言的使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根本性颠覆。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法国。1898年，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莫奈、克列孟梭等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等一系列文章，挺身而出为遭受诬陷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辩护。“知识分子”当时在法文中是一个贬义词，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写道：“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党！在这喊声中有种挑战，有种逼人的傲慢……这是一种方式，非常大胆的方式，将一个近乎侮辱性的称号作为一面旗帜来舞。”“成百上千的诗人、画家、教授，他们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的事务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就是这样出现的，当时“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话题。
　　知识分子不是产生于现代化领先国家——英国，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新旧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英国的著名思想家都是毕业于大学，职业是教授、法官、议员、行政官员等。无论是思想创新还是政治创新，最初都是发生在一个上层的小圈子内，然后再逐渐扩散到全社会。直到19世纪的宪章运动，才有群众性的运动发生，而从这些运动涌现出来的明星也不是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新型政治活动家——工会领袖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言人。萧功秦说：“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而在像俄国那样的后进国家则不然，一批留过学或者受到留学者影响的人，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许纪霖指出：“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于是，他们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诉诸于社会，启蒙颟姗的统治者与愚昧的民众，以达成“赶超”先进国家的共识。如果现行体制过于保守与封闭，迟迟不能响应他们的呼唤，他们就要发动民众打破这个“铁屋子”。所以，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
　　前面萧功秦的话，也有不尽然的地方。譬如说美国知识分子，虽然不像在俄法两国那样声名显赫，但是在上个世纪也曾有过两次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针对垄断财团的“扒粪运动”，一次是在1960年代针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一旦社会出现新问题——不论是新产生的问题如资本垄断化，还是新感受到的问题（久已存在但过去不认为是问题或不认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如种族歧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如果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能V型或U型反弹，而是长期拖延下去，就会孕育出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最先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问世，宛如美国1960年代那一茬公共知识分子在离开历史舞台时的一声悲鸣。波斯纳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干脆就以《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命名。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学院化趋势，是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钱满素说：“由于大学增扩，几乎将知识分子尽数收入。现代大学的庞大、富裕、安逸、自由是学者们难以拒绝的，目前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就业于‘思想库’和政府部门，绝大部分是教授。同时也只有在自己领域里有了学术地位后，面对公众才有权威，才会受到媒体邀请”。学院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规范化要求，弱化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反抗性。
　　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功，导致了他们的衰落。如果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真的到来了，公共知识分子将会万劫不复。专制政府垮台后，各阶层的民众可以通过民主渠道自己向政府施加压力，对于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代言人的需求就下降了。所以有人说：“异议人士与专制政体共存亡。”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已经饱尝了民主转型后的世态炎凉。
　　布尔迪厄、古尔德纳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可以把“文化反抗者”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拥有者。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如许纪霖所说“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此时，他们之中不愿意被“体制化”的人，或者说“永远的反对派”，便只能从公共知识分子沦落为独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乔姆斯基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青睐他、追随他；但他在美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独立知识分子，几乎无人问津。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有“批判”、“破旧”的功能，还有“建设”、“立新”的使命。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永远不可能被主流社会采纳，这种言说只具有为“文化多样性”保留一种“文化基因”的价值。
　　除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还有另一类独立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对错，全身心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美国社会其实是很“讲政治”的，很少有人敢于冒犯“政治正确性”，但就是有学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他们是陈寅恪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知识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奥秘”，而不在乎“人间之冷眼”。
　　
　　二、从“独立”到“公共”
　　
　　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我们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而中国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发展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写出来，后代人和外国人想要研究的时候，将会遇到研究资料不足的困难。根据留在文字上和记忆中的材料，可以勾画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轨迹，是从“独立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有着类似心态，他在1902年《敬告留学生诸君》，首先强调的就是“我国今日之学生，其天职与（西方列强）他国之学生有异矣”。“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故他国之学生，所求者学而已。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则学虽成，安有用之。”他所谓“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学生回国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今日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像王宠惠、胡适这样的“海龟”，果然不负期望，尽了自己的“天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极致，后来则每况愈下。到笔者这一代蒙顿初开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已经被扫荡干净。
　　徐友渔指出：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文革“动乱”期间，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一个是遇洛克，一个是顾准。遇洛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为这一点，他被最高当局下令枪毙。异端思想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马上就夭折了。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转而求其次，满足于成为一个独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况下，将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时代的一个高峰。他的思想成为“公共财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经有过许多顾准式的自由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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