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如何學習和適應有反對的政治，並通過與政治反對黨派對話和妥協來尋求社會共識，並獲得解決危機的新社會支持，這不是政治反對者的要求，而是決定執政者自身前途的事務。
隨着中國執政黨完成換届，習李接班體制正式登場，全球和國內時事評論的興趣聚焦於接班體制下的新團隊政策走向，或高論莫須有的新政，為最近的反腐口號與反浪費等提法敲邊鼓，唱讚歌，或對新團隊領導人個人履歷與作風作顯微鏡式的檢查，以尋找新變化的基因。這些來自冷戰時期蘇聯硏究的老方法都不能把握中國當代政治的真正脈搏，也無助於判斷現實中國的未來走向與趨勢，因為這種尋找聖君賢相的傳統思維忽略了當代中國現實中最核心的問題：反對政治的興起、發展、現狀、趨勢及其意義。
執政黨新任最高領導人最近關於聽取「尖銳批評意見」的講話引發了新一輪內外關注。然而，此話實際上沒什麼真正的新意。就歷史而言，虛心聽取批評，乃至錯誤的尖銳批評，是從孔子以來的古訓，也是執政黨歷來的標誌性口號之一，而就現實而論，在各種言論和媒體打壓措施之下，這些話的真實含義表露無疑：一切批評和意見，都必須嚴格控制在不許討論現行體制、制度、意識形態和官方權威的紅線之內。簡言之，這些謙遜的言論背後，真實語義是十分嚴酷和霸道的，只是借此消解和迴避當代中國政治反對問題的策略而已。
然而，籠統的姿態並不能掩飾震撼的現實。新年伊始，圍繞《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删改事件，全國性的抗爭運動引發了全球目光，據傳被中共內部定性為「八九以來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一事件及其演化與此前各種公共抗爭最大的不同在於，社會在 20多年之後（實際是自 1949以來）第一次以明確的語言向執政者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對八九革命被鎮壓以來的意識形態專政說不，質言之，這是全國性第一次以政治權利訴求為目標和動力的社會運動，也以最清晰的信號昭告當局是世人：中國不是特殊國家，當代中國的社會和人民對政治與社會權利被强力剝奪的現狀不會再忍受。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反對。
回顧 2012年，各地風起雲湧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權力版圖。雖然制度化變革還被執政者有意迴避，但這些被描述為經濟性和民生訴求的大規模公共表達（往往借助社會化媒體實現社會動員）把現實空頭的政治議題落實為具體而可感、地方性的公共議題，其背後更大的意義在於，現代憲政國家政治除需要個體權利的邏輯前提之外，其實現形式更必須築基於清晰的中央與地方利益界分之上。不同的地區與人群有自然的利益差異，但長期以來，抽象的國家發展觀念閹割了具體的地方利益，而地方經濟發展甚至以本地的環境和居民利益為犧牲品，這些抗爭運動開啓了終結 GDP為導向的中央吸血發展模式之門。
長期以來，執政黨秉承斯大林階級 -政黨專政的政治觀念（實際上是紅色革命貴族的家族專政），視來自社會的政策及政治反對為帝王社會造反式的大逆不道，採取不遺餘力和慘無人道的暴力鎮壓措施。在文革特產的「反革命罪」改頭換面為較時髦話語的「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後，「敵對勢力」這種文革意識反而加快了在執政黨內部的復活步伐，並被肆意用來鎮壓任何公共反對意見的表達。但問題是，面對執政黨貪腐橫行、上下失序、政令不出都門的現狀和今日中國內外丕變的環境，靠過去的內部整風、社會壓制，能覓取走出執政黨與國家危機的出路嗎？所以，執政黨如何學習和適應有反對的政治，並通過與政治反對黨派對話和妥協來尋求社會共識，以獲得解決危機的新社會支持，這不是政治反對者的要求，而是決定執政者自身前途的事務。
就對執政者的批評策略而言，因為言論環境的惡劣，公眾長期討論的重點是批評的權利與正當性，但這種權利的奮鬥有時會忽略很重要的維度：有反對的政治和政治反對黨派不僅是一個社會政治得以健康運行的决定性條件，也是社會得以進步和克服危機的一種責任。最近國內憲政的呼聲漸高，而憲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實踐形式即是有反對的政治，無論執政者是否具備權力的正當性，合格、盡責、有原則的政治反對派都是必須的。
從清末自强和維新的失敗，到國共兩黨的崛起，革命成為塑造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要工具。仔細分析這些革命的社會成因，執政者出於私利和無知，恐懼政治反對，不能理性對待政治反對者，試圖以自欺欺人與暴力壓制新興的政治反對力量，是首要的原因。復興民族和應對外來侵略的正當目標，與壓制政治反對的不正當手段結合，因而既造成國家在應對外部威脅時的無力和無智，也同步造就了反對政治激進化與暴力化的基礎，最終導致中國政治和社會從中古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被遲滯，最後造成遷延至於目前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怪胎。這一悲慘局面都可以在有序和合法的政治反對闕如這一基本現象中找到原因。
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近代各國的現代社會與制度確立都不是統治者明智和仁慈的結果，而是社會覺醒和抗爭的成就。這是對政治反對的歷史責任之終極論證。現代公民政治最基本的特色之一就是反對的政治，多黨制和反對黨不過是這一特色的具體形式而已，無反對的政治既缺乏社會契約的支持，也將注定喪失法理和行政的效力。當代中國視野中日漸興發的政治反對運動不僅是推動中國完成現代轉型的運動，更是可能幫助執政黨走出專政集權惡性循環漩渦的歷史契機。
說到底，憲政、法治、民主和自由，以及社會進步和公正，都不可能由任何力量賜予，這些現代政治的常規與常識，都需要悲壯的社會覺醒和公民抗爭來換取。現代政治的轉型對於中國人是一個持續百年奮鬥的歷史過程，今日人們如何根據自身的認知和良知站出來，通過明確的政治反對終結專政，不僅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我們向民族子孫應有的歷史承諾：讓專制的歷史在我們手上結束，奠定與共和國國體匹配的憲政民主政體，讓中國以現代政治文明國家的面貌與列國偕行，這是當代政治反對的特殊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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