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普選，並舉行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 凝聚共識 ，不過商討日概念，社會卻未進一步討論。美國版的商討日，原是為美國總統大選而設，希望打破候選人選舉時大量使用語言偽術。不過可能連戴耀廷也不知道，其實商討日也曾在香港發生。
2011年7月1日晚，在中環長江中心外就發生了一場實驗，數百名互不相識的示威者，用類似商討日方式，10人一組即場討論下一步行動。決議後他們連下三城，集體奔出馬路，奪得了德輔道中、遮打道及干諾道中，令深夜的中環，交通一度癱瘓，事後更引發當時未宣布參選的現任特首梁振英，爆出「示威者需要受到制裁」論。
商討成功 搶中環馬路
當日遊行後，合共超過1,000人拒絕散去，結集在干諾道中堵路。他們先聚在長江中心外，後來商議下再突然集體奔到德輔道中電車路，不久並再下一城奔到遮打道、再到干諾道中大會堂對出，成功連環奪得多條馬路，中環交通一度癱瘓。當時做決策，就是用商討方式：10個素未謀面的人一組在馬路中心，緊急討論下一步行動，盡量令決策更民主。
事後各人反應有毀有譽，但多數第一次參與的「入門級」市民都覺得這種決策方法，令他們自覺有很強的參與感（engagement），有參與者表示，「即使出來的結果不是自已第一選擇，都覺得自己『own呢件事』」，產生強勁的認同和投入，這批人事後更有部份亦有出席檢討會分享感受，顯示他們的參與度可以持續。
兩年前當晚，如此倉卒、毫無準備，只數百人初嚐街頭討論滋味，也已有此效果，連梁振英也要發出「制裁」之詞，可見堵路有效。如果真能做到戴耀廷所講的一萬人，這便真是談判的核彈！
美國商討日 為破語言偽術而設
至於美國版的商討日，原為處理總統選舉問題。《Deliberation Day》作者認為，現代科技發達，候選人只要有錢，容易透過密密做focus group測驗各種族聽眾反應、聘請公關、購買競選方案、設計sound bite等來贏得選舉。選舉已無內容，又或選民覺得候選人總是花言巧語、什麼都有個講法，自己一票卻無影響力。無力感之下，很多人便索性不投票。《Deliberation Day》一書提供方案，認為必須透過深入討論，才可以令選民充權。
商討日流程
計劃中，為令美國選民更了解選總統一票其實投了什麼，商討日將在連續兩日公眾假期舉行，確保大家有空出席。每位參加者完成後，可獲150美金作為鼓勵，並彌補交通膳食開支。15人一組，先收看電視，聽總統候選人辯論。之後小組領航員（Facilitator）會 先叫大家不要理會討論中任何誹謗歧視之語，並開始小組討論，每人嚴限用90秒發言，提出自己想討論的題目。
領航員收集問題後，公開讀出，由大家投票決定集中焦點在哪個議題上（此設計會令大家為了中選，而盡量提出人人都關心的問題，有助收窄範圍）。然後便是真正的小組討論，最後投票。
如果有人不守討論秩序亂罵人，大家便會進行不記名投票；只要15人中有超過12人都認為此人太過份，就會趕走他，他便拿不到當日的150元美金。在多次實驗中顯示，商討有助深化公民對議題的認識，亦令他們能夠抗拒電視廣告的語言偽術，思考時直搗問題核心。
商討日的威力：it’s possible
記者探索佔領中環題目愈久，愈發現商討日威力，可將看似必敗的運動，轉化出神奇實在的可能。下面列出，近年採用密集討論、開會、商討模式的運動，讀者可發現商討威力驚人：
灣仔利東街（喜帖街）街坊不過普通中年人，由單個被迫遷的個體，透過持續開會、討論，變得團結，慢慢甚至掌握到專業語言，設計出的「啞鈴方案」，更奪得香港規劃師學會在2005年頒發銀獎。利東街後來雖然拆了，活躍運動的May姐（本來在樓梯鋪從事改衣），卻在下一波運動中留了下來，後來深水埗花牌師傅黃乃忠先生被迫遷、順寧道重建租戶被趕，亦處處見到May姐和一班利東街坊支援的身影。
花牌師傅黃乃忠，一生對著紙和竹，人到中年卻要與市建局對簿公堂，更被上門收樓。但黃生被迫走後，往創意書院教書，向學生現身說法重建之害。後成為本土藝術空間「活化廳」駐場師傅，在多次社會運動中都由他紮出標語花牌示威
順寧道被趕的租戶，最最最弱勢社群：有新移民、有離婚婦女、有基層勞工，既要湊仔亦要返工，因為不斷的討論而令運動深化，到現在也已成立了關注組，到處向其他區受重建影響的街坊教路、並持續向市建局主席張震遠示威。
幾年前多名本土行動成員，三個月來在皇后碼頭上同起同居看過日出日落，碼頭被拆，但保育、解殖及本土議題開始進入市民視野，議題在社會以高速散播。成員散落成為近年多場大型群眾運動主力，令公民社會起翻天覆地變化。
菜園村運動團結了老人、農人、婦女，不少人學歷不高，卻也學懂展開連綿漫長而有力的抗爭，更號召市民圍立會，最後當時運房局局長鄭汝樺，需深夜乘地鐵倉卒逃走。大部份村民決定寧不上樓，也要集體搬村，並計劃組成一隊，向受新界東北發展影響的居民分享與政府談判經驗，並提醒他們不要受騙
上述的運動，所有共通點，就是參與者都經過漫長的會議、深入的討論、多次的爭拗，以及朝夕的相處。我們覺得最難鼓動、凝聚，「最無運動條件」的群體，其實卻是過去幾年社會運動的主體。商討模式的運動，已切實在香港發生過；為什麼我們還只一邊在問，「一萬人點來」、「一萬人點傾野」？
更深入持久的「新」運動模式
無論是投票抑或遊行集會，其政治動能近年已明顯見頂。投票不但已成為四年一次的「即日仙民主」，民主與民生的關係更總是難以三言兩語說清，因此區議會選舉，出現飽受蛇齋餅糭困擾的窘境。而無論是七一或六四遊行，近年已湧現「唔想行完、坐完就算」的聲音，因此近兩三年，持續出現遊行後堵路的現象，開發「新」運動模式，實有必要。過去不論投票抑或集會，皆未能將政治問題與生活、民生結合，因此受外力（例如傳媒關注度）影響頗大，一旦傳媒冷待，事件便丟淡。但由商討而成的運動，節奏卻是由公民自己主宰，因此更為堅實（見圖1）。
商討為之後結集 以運動深化運動
人與人從商討而產生的連繫（bonding），會引發魔幻效果，令大家不用再開口埋口，只會講飲食／旅遊／天氣這些最無爭議的題目。人得以聚在一起，為自己所肉緊的議題爭論，會誘發難忘、可貴的共同感。這種團結，正是打破冷漠的力量，也是今次佔領行動的真正核威力所在。你可記得，七一時候，地鐵裡每個人都穿黑衣、每個人都不發一言向著同一個出口走動的奇妙滋味？
按戴耀廷設想，這批本已是打算抗命自首的人，具頗高公民質素，如果能透過小組互相認識，連繫上更多同道中人，這一萬人豈會捨得，「商討」了半日，投了票就此散去？他們只要有機會互相結集，就有條件自已發動更多創意行動、深化討論。這才是今次行動最爆炸性之處。根據過去經驗，只百來個「八十後」青年，發起的苦行、民間報導、圍立會、賣小食攤檔、斷食……已搞得政府招架不住。如果有一萬——就算打折到一千人，政府可以怎樣應付？
早前公民黨余若薇接受《明報》訪問時認為，要一萬個經濟實惠的香港人參與商討日很難。公民黨本身是港珠澳大橋、雙非案及公投「受害者」，一度被不理解事件的市民「唾罵」，因此余若薇絕對有資格表示擔憂。
香港早有大型社運經驗
不過，香港亦已展現過組織大型行動的質素。即便是最起點的六四，幾萬人連續23年，每年有一晚8點鐘食飯行街的黃金時間，在維園點蠟燭、坐地下、收看播音不清兼普通話版本、亳不互動的天安門母親片段，也辦得到，而且秩序井然。
為何我們覺得，一萬人的宗教布道會可以安全、順利、感動地完成；幾千個烏合之眾，一起去看黃耀明演唱會又嗌又喊咁激動也不會亂。當一萬個甚至有被捕決心的公民去討論普選、政治制度這些嚴肅議題時，為什麼我們先要覺得不可能？要鑽研的，可能便是要提供什麼制度條件（institution），令這事發生。美國的商討日模式為我們提供了起點，透過各種小設計，令萬人討論得以進行。
待續
不過，商討日並非和上述活動可全面比擬，商討日亦非萬應靈丹，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請來有份參加過去大型社會行動的運動者，討論關於商討行動和佔領中環的另一些問題。
Links
飯氣劇場: 香港職人系列~花牌師傅黃乃忠
http://ricegas.blogspot.hk/2009/11/blog-post_11.html
片中可見楊女士能清楚表達抗爭的原因：
順寧道楊媽媽: 行動只是為公道, 請勿抹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OTWnuWy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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