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传出的消息显示，北京似乎朝着正式结束其恶名在外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方向迈进。对女性来说这是好消息，她们或许不用再面对强制堕胎和与之相关的那些残酷的事情。但这一政策转变虽然会受到欢迎，但却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而面临的人口挑战。

中国全国人大3月10日提议，将制定人口政策的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相比很快就要消失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改委会更加宏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需求。自1979年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政策以来，国家计生委似乎总是忽视人口情况的变化。中国生育率曾被认为过高，如今却下降到了不可持续的低水平。

不过，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式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对提高中国出生率的影响有限。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并不均衡，围绕这一政策曾诞生过很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其对整体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大。

中国生育率一直呈稳步下降趋势，从1950年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六个子女，到如今约为1.6个。但是，早在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之前，生育率就已经开始大幅下降。1970年，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孩子。10年后，这一数字降到3，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断。过去60年中国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同泰国几乎相同。但泰国从未使用强制手段，他们只是降低避孕手段的成本，让大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

除了所采取的手段，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别在于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近20年来失衡的幅度和国际标准相比高出了12%至15%。

面对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压力，很多家庭会选择将女胎流产。但文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比如韩国和印度部分地区也呈现出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且这一问题与政府政策无关。在中国，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应该会明显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

然而，0-24岁年龄组已经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将令中国在中期内难以维持生育率，更不用说提高生育率了。届时将出现育龄妇女数量过少的问题。如今在15-24岁年龄组中，大约有1亿男性，但只有8,400万女性。

众多趋势表明，这些妇女的目标是少生孩子，而不是多生孩子。以城市人口为例。无论是否存在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低于农村，部分原因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通过剥夺数千万农民工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被称作“户口”的户籍制度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生育率水平。这些社会服务本可以减轻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

此外，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居全球前列。由于教育和经济发达程度的提升，城市妇女的相对低位也在提高。劝说这部分女性牺牲自己的事业去养育子女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城市生育率很可能会降到1.0至1.3的较低水平，这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目前的水平。近10年来上海已经允许独生子女政策的众多例外情况，但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在全球主要城市中是最低的。

唯一可以令中国感到安慰的是，和东亚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时间点更晚。北京还有时间在未来稳定人口数量，避免已经在日本发生、很快将出现在韩国和台湾的人口缩减现象。但官员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不仅仅是结束独生子女政策或规劝民众多生几个孩子。

中国需要大幅降低因家庭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直接和机会成本。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提供免费的日托和幼儿园以及小学教育。这样做能够让更多女性在兼顾事业的同时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更不用说提高教育水平。另一项要求是通过立法为孕妇和新妈妈提供更高的就业保障，这样她们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世界各国政府必须承认，向未达到工作年龄的15岁以下青少年提供直接支持，与向超过工作年龄者提供支持同样重要。事实上，当前的体制过多地向那些能够工作到7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人提供养老金，而年轻家庭得到的支持要少得多。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日益沉重的养老金负担，但对于解决新生儿不足的问题却缺乏重视。维持劳动人口规模、从而支付未来的养老金必须要通过新生儿来实现。

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改变思维，应该将孩子视作对供养其父母的未来劳动力的投资，无论是通过直接赡养还是通过养老金和税收体系。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更多地偏向于有利儿童的方面，而不是房地产等行业。

目前在家庭和国家层面，孩子都被视作一项负担。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和亚洲大多数城市一样很高。但家庭储蓄往往用于房地产投资。中国必须意识到的是，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来说，如果这样的储蓄是以不生二胎从而降低中国的生育率为代价的，那么其价值有限。

（PHILIP BOWRING是一位香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