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庭审为背景的电视或电影，双方律师（或检察官和律师）唇枪舌剑交锋，而且对话充满机警甚至幽默，煞是好看。实际上，在庭审时没有这种对话交锋的机会，更不会给幽默有展示的可能。”
《波士顿法律》这类美国影视节目表现的法庭文化与现实相距甚远，美国人借用搞笑和黑色幽默来寄托向往的法庭情调。
美国律师楼内气氛阴沉，而法院楼内更有压抑的感觉，任何人稍有一点喧扰，法警立刻会严厉阻止。美国人显然不喜欢这种氛围，于是借用影视节目来寄托向往的法庭情调。以搞笑和黑色幽默为基调的法律题材电视连续剧应运而生，在美国大行其道。
近年来由20世纪福克斯电视公司制作的《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是其中的佼佼者。该电视节目连续播放5年，有101集，获得五项艾美奖，一项金球奖和一项皮博迪奖，不仅吸引了大量美国观众，并且在中国也拥有众多粉丝。然而，这类美国影视节目表现的法庭文化与现实相距甚远，本文谈谈美国法庭文化的一些实际现象。
做律师的诀窍：可以用“盐”表达时要说“氯化钠”
“请问氯化钠放哪里？”如果你在一个食品超市如此问里面的雇员，我敢说你问10个人，至少有9个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但是，如果你问盐放哪里，超市雇员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尽可能用古典英语，用冷僻的字，行文遣词贵族化，这是现代美国法庭诉讼文本的流行风格。简言之，在可以说盐的时候，用氯化钠代替，这是在美国做律师的重要诀窍。
这也怪不得律师们，是政府以身作则，领导着法律文书贵族化的潮流。翻开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超长的语句，生涩难懂的冷僻词，还时不时冒出一句拉丁文。英语是美国的官方语言，既然如此，在政府文件中如果出现非英语词句，应翻译成英语附在旁边。但是，法律文件却能直接插入拉丁文，不必提供英语译文。
更有甚者，法官的判决书里也常出现拉丁文，而且这些拉丁文一般的辞典里还找不到译文，使普通民众连看给自己的判决都有困难。与其让民众费时费劲地寻找对应的英语译文，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英语？
美国的律师、检察官、法官都曾在法学院接受过教育，而拉丁文是法学院的必修课。法学院刻意在语言教育上与众不同，有利于它的学生形成职业垄断，享受着与众不同、自命不凡的感觉。美国人的这种法庭文化，源自独立前的宗主国大英帝国。说起英国，那里的法庭文化更是不堪，律师至今仍保留着戴假发出庭的陋习。
概括地说，美国的法律用语同现代英语的区别，近似于中文的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中文的文言文都可以用白话文来表示，不会产生语意上的混淆。没有理由相信，英语白话文不能写出严谨的法律文本。再进一步思考，就会问：“为什么中国曾出现与民众日常语言不同的文言文？”答案无非是可以突显士大夫阶层的高人一等。类似的，美国的“文言文”法庭文化，可以凝聚和组成所谓的“豪猪俱乐部”。
律师不能诱导式询问证人
以庭审为背景的电视或电影，双方律师（或检察官和律师）唇枪舌剑交锋，而且对话充满机警甚至幽默，煞是好看。实际上，在庭审时没有这种对话交锋的机会，更不会给幽默有展示的可能。
美国庭审中双方发生对话的场合，只有在作证阶段。作证（Testimony）的主要形式就是询问证人。询问分为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和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直接询问，是询问自己一方传招的证人；交叉询问是在直接询问结束之后，由对方询问己方的证人。
证人可以包括涉案的当事人。在刑事案中，原告是政府，被害人通过政府检察官起诉被告，如果庭审时检察官传招被害人作证，这时被害人的身份是检方的证人。与此相对应，被告人在作证时的身份也是证人。这种称谓关系同样适用于民事案件，虽然民事案件中的原告一般不再是政府。
美国法庭对作证阶段如何使用诱导性提问（leading question）有明确规定，因为法庭规则也是法庭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
在直接询问时，禁止使用诱导性问题。所谓诱导性问题，是指问题中包含着暗示性答案。比如，“那天晚上11点你是不是在家里？”，就是一个诱导性问题，因为有“在不在家”这个暗示性答案。同样的问题如果用非诱导性方式提出，应该是：“那天晚上11点你在哪里？”
如果律师（或检察官）发现对方在直接询问时使用诱导性问题，就应该马上举手，并高声向法官说“反对”，这时作证就得暂停，等待法官的裁示。如果法官同意这个问题，证人就作答；如果法官认为不妥，发问者须改用非诱导形式提出，或放弃该问题。
但是，对证人的交叉询问，不禁止使用诱导性问题。事实上，大部分交叉询问都是诱导式提问。例如检察官想让陪审团得到一个被告案发时不在家、有可能在现场的印象，可以在交叉询问时如此问：“那天晚上11点你没有在家里，‘是’或者‘不是’（yes or no）？”也许检察官知道，如果问证人（被告）在哪里，回答将是他正在某某处非案发地点，但是检察官不想让陪审团听到这个，就采用诱导式提问，并且规定证人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结果证人只能对陪审团说：“是的，我没在家。”如果证人径自答道“我没在家，当时我在某某处”，检察官可以提出反对，而法官会警告证人必须按照提问要求回答，并且可能下令把“当时我在某某处”这几个字从法庭记录中抹去。
有话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像《波士顿法律》系列剧中五花八门的庭斗戏，是提供看热闹的，如果作为门道来学，结果恐怕会惨不忍睹。
交易气息渗透法庭文化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资料，在联邦法院系统受理的案件中，只有不到4%的刑事案经由审判结案。由于审判案件少，使得很多法官上任几年了都不曾有过主持审判的经验。而检察官却在96%以上的刑事案中，三位一体，不仅负有举证的责任，还兼具陪审团判定事实和法官量刑的功能（虽然检察官提出的是量刑建议，但一般都会得到法官的批准）。司法市场化，充斥了讨价还价的气息，形成许多只有业内人士明白的潜规则。
一般在刑事立案之后，检察官就同被告律师开始谈认罪交易（Plea Bargain），条件无非是被告认罪就用较轻的罪名起诉，建议法官轻判；不认罪就用可套得上的最重罪名起诉，如果经由审判被定罪，将建议法官在量刑范围内判处最高的刑期。由于两种结果的刑期常相差几倍至十数倍之多，所以达成认罪结案的比率特高。
下面用超级说客一案，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
有超级说客之称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1958年2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户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一所知名的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起经营政治游说的生意，很快成为叱咤风云的华盛顿说客，2005年因欺诈和行贿被司法部门逮捕。
阿布拉莫夫神通广大，连美国总统会晤外国元首这一类外交事务，他也能安排。《纽约时报》2005年11月10日报道，2003年阿布拉莫夫向加蓬共和国总统奥马尔•邦戈开价9百万美元，作为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他的游说费。10个月后，2004年5月26日，邦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布什。不过白宫发言人否认这次会见经由阿布拉莫夫安排，而加蓬驻美大使馆则拒绝回答《纽约时报》的有关询问。
然而通过阿布拉莫夫的安排，马来西亚总理2002年会见布什这个事，则得到当事人的证实。2006年2月21日，美国各主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于前一天告诉新闻记者，阿布拉莫夫帮助他在2002年会见了布什，游说酬金是120万美元。
阿布拉莫夫最臭名昭著的游说活动，当属“正反互搏”式游说。他在为印第安人经营的赌场游说时，秘密地将客户给他的游说经费（非游说酬金）输送给反赌组织，要他们作反赌和关闭赌场的游说和宣传，即用客户的钱反客户，迫使蒙在鼓里的印第安人产生危机感，更依赖于他，使他得以勒索更高的游说费。从2000年到2003年的短短三年期间，6个印第安人部落付给阿布拉莫夫游说费达8千5百万美元之巨。
阿布拉莫夫不仅游说欺诈和贿赂政府官员，他还在一桩购买游轮赌场的交易中伪造文件，骗取了6千万美元的银行贷款。
2006年，阿布拉莫夫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骗取6千万美元银行贷款的事实，法官判处了他在法律容许范围内的最低刑期，5年10个月。同一年，他的游说欺诈和贿赂官员一案也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诈骗印第安人客户、逃漏税、贿赂政府官员等三项罪。在检察官的请求下，联邦法庭只判处阿布拉莫夫4年的刑期，而且可以与他因贷款欺诈案获判的5年10个月刑期同时执行。
阿布拉莫夫进款如同天上掉下来，花钱如同水流一般，包括用大笔钱贿赂官员。他的钱来去匆匆，虽然法庭在判处他刑期的同时，还判处他归还巨额欺诈款，但看来永远也执行不了，迄今他还欠法庭判处的归还款4千4百万美元，其中2千5百万美元应归还他原来的印第安人客户。
虽然行贿政府官员和诈骗客户2千5百万美元，且这欺诈的巨款追不回，但阿布拉莫夫不用为此坐一天牢，因为他两个不同案子的刑期可以同时执行。也就是说，他在为另一案判处的5年10个月蹲监狱时，游说欺诈和贿赂官员一案的4年刑期同时执行，结果后一案的刑期等于没执行。而实际上，阿布拉莫夫在监狱里总共只呆了3年半，因为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了。并不是检察官和法官对阿布拉莫夫特别慈悲，而是双方在做交易，用轻判交换阿布拉莫夫积极配合检方，为检方调查涉案的受贿官员提供证据和证词。
如果阿布拉莫夫假装配合检方，或者在轻判之后就不配合了，检方不就亏大了？不用担心，阿布拉莫夫不敢。美国的法庭文化也充斥着契约精神，认罪协议就像一份合同，上面会写明被告必须帮助检方调查，以及如果被告不遵守协议条款，该认罪协议将自动失效。所以阿布拉莫夫若敢耍滑头，检方可以重新起诉他。
法律解释咬文嚼字
尽管阿布拉莫夫承认了行贿，也按照交易条件积极配合检方，但由于美国法律对受贿罪认定极为苛刻，检察官方面的收获还是很有限。司法部为此案调查了超过半打的国会议员，最终只将一个议员定罪。此外，有一位政府内阁副部长和十几个国会议员的高级助手，也因阿布拉莫夫游说案被定罪。
美国的刑法中虽然有“行贿受贿罪”（bribery），但从很多年前开始，检察官就极少采用这个罪名起诉官员的腐败行为，而是使用刑法中另一项较轻的罪名“非法礼物罪”（illegal gratuities）。主要原因是联邦高法通过判例定义的“行贿受贿罪”，起诉难度太大。
1999年情况又一次改变，那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件案子中裁决“非法赠送礼物罪”，必须证明礼物与政府官员的某一具体回报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来，要证明赠送或接受非法礼物，甚至比证明行贿受贿还难，无奈之下，检察官们改用“诚信服务欺诈罪”（honest services fraud），来起诉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个罪名的大致意思，指政府官员欺诈了公众，没有向他们提供正直、公正、无偏见的服务。
联邦高法的本意是要求起诉官员腐败行为所用的罪名必须清晰，但结果使检察官们启用了边界更模糊的“诚信服务欺诈罪”。在这种背景下，联邦高法在2010年的一个案子中规定，“只有在被告接受第三方转交的贿赂后，‘诚信服务欺诈罪’才能成立。”换言之，要证明被告犯了“诚信服务欺诈罪”，首先得证明被告犯了“受贿罪”。“诚信服务欺诈罪”这个武器也熄火了。
联邦高法一再将反腐败重要罪名狭义化，触发的原因，是国会制定的法律模糊不清，以致控辩双方“一个法律，各自表述”，只能闹到向最高法院请求释义，而最高法院就根据法律条款的用辞咬文嚼字，做出了狭义化的解释。
实际上，在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的行贿受贿案件，起诉书上的罪名常常只见共谋和阻扰司法（大多为调查时说谎），而这两项罪应该寄宿的主罪却不见踪影。看来美国的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反了这么多年，连对腐败中最常见的行贿受贿现象，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起诉罪名。
最后需要说明，美国法庭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仅介绍美国人司空见惯了，可中文媒体还不曾涉及的美国法庭文化中的一些现象。
豪猪规则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曾描述过一个关于豪猪的故事：冬天里的一群豪猪，想用彼此的体温御寒，就紧靠起来，但它们很快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于是被迫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再度靠近，身上的硬刺又把它们扎痛了。这些豪猪就在这两种困难的反复折磨中，找到使彼此可以相安的距离。把这个寓言延伸：设想有一只光猪跑进了叔本华故事里的豪猪群会发生什么？当然，豪猪会从各个方向朝光猪挤来，没有硬刺的光猪将被扎得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所以，豪猪社会里就存在着欺软怕硬、类同伐异这样的豪猪规则。
如果想要在美国成为律师、检察官、法官，必须先加入一个神秘且有很大权势的组织，称为律师协会。律师开业前，必须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任命检察官或法官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律师协会的会员，并且任职后的升迁，也同律师协会的推荐与评议密不可分。
这个由法学院毕业生组成的律师协会，有点像个豪猪俱乐部，其会员垄断了法律知识，也垄断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市场，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的强势群体。由这个群体主导的美国法律生涩难懂，民众望而生畏，遇到有关法律的事情，无论巨细都得找他们；很多人甚至连法庭的判决书也看不懂，还需要出钱请他们解释。不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没有资格受人委托出庭代理。而如果当事人没有钱聘请律师，允许其自我代理，但就像光猪进入了豪猪群，有很大的可能被豪猪规则。
本世纪初高瞻曾经是一位名人，后来因为出口管制品，她被美国法庭判了七个月。本来几个月的刑期对她们一家的生活不会构成很大的影响，但没有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高瞻在美国是永久居民（绿卡身份），不是公民，七个月刑满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要将她递解出境。而高瞻的丈夫和3个年幼的孩子都是美国籍，这个递解令对这一家的生活无疑会带来问题。高瞻打官司要求取消递解，但是在联邦地区法院败诉了；接着她又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当诉讼在联邦地区法院时，高瞻有代理律师。可能是经济方面原因，上诉阶段她没有律师了，是自我代表。由于名人效应，上诉法院一看到高瞻的名字，就为她指派了一位免费律师，重新写了上诉状后再递交。
我比较关心她的案子，所以时不时登录上诉法院的网站，查看她上诉案的结果是否出来了。2010年2月23日我又去看了，正好那天上诉法院公布了高瞻案的判决，我下载了这个判决，顺便把当天公布的所有判决书都下载了。
高瞻的上诉，结果还是败诉了。但我意外发现，上诉法院对是否有律师代理的案子给予了明显不同的待遇。那天包括高瞻案在内总共22份判决书中，14个案子是当事人自我代理，他们的判决书除了封面之外都只有一页，而在一页的判决书里只有二、三句公式语句：“某某某对某法庭的某项判决提出上诉（或请愿）。经审阅后我们没有发现存在可以推翻该判决的错误，因此我们确认该法庭的这项判决（或驳回请愿）。法庭辩论的程序省略了，因为文字材料已充分呈现了事实和论据，法庭辩论对于我们作决定的过程不会有帮助。”
所有这14份没有律师代理人的判决书，没有一句话提及上诉或请愿的具体论据与事实，就用只需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案件名称的格式化判决打发了。而另外有律师代理的8份判决书都含有多页（高瞻案判决书有14页），都有案情陈述，上诉或请愿的论据，上诉庭的分析、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等等内容。
我没有预先选择在哪一天下载判决书，我下载它们只是正好这些判决书与高瞻案判决书在同一天，因此我的取样方式符合随机抽样的原则，得出的结论具有抽样统计意义。所以，如果你的案子不是一个社会瞩目的事件，而你不是律师协会会员，也不是一位名人，在美国不聘请律师代理你的案子，就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极大风险。
(方鲲鹏：自由撰稿人。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a7aa990100xf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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