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我们不再记得有必要思考生活的意义，只要求生活的方便，凡不能带来方便的事物，我们一律抛弃，犹如它们毫无价值。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它用以判断世间一切事物的意义的，仅仅是它们能否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将人类社会追溯至数十万年甚至100多万年前，我们居然可找到交换行为的迹象。晚近发表的东非洞穴考古报告表明，以维护火源的栖居地为中心，很可能存在过火种与石材之间的交换。
市场是物质生活的基本方式。不过，在现代之前，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规范，并且当它试图越出这些规范时受到社会机制的惩罚。现代社会的市场生活，被称为“资本主义”，逐渐地克服了来自宗教和其他方面的规范力量，使市场成为占据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于是，社会被嵌入在市场之内了，卡尔•博兰尼称之为“市场社会”。
中国正经历着从“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出现的最显著的行为经济学特征，被称为“消费主义”。
当传统的核心价值瓦解而新的核心价值尚未确立时，市场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驱使我们奔忙于日常生活。我们无暇考虑生活的意义，只好满足于在市场生活中随波逐流。从市场生活中凸显出来的，是诸如“拜金主义”和“消费者至上主义”这样的行为规范。久而久之，我们不再记得有必要思考生活的意义，只要求生活的方便，凡不能带来方便的事物，我们一律抛弃，犹如它们毫无价值。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它用以判断世间一切事物的意义的，仅仅是它们能否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在这样的评判之下，一位大学教授对一名大学生的意义与一台电视机类似。当电视机可以收看他喜欢的节目时，它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可弃之如弊履。类似地，当这位大学教授的课程或他的推荐信对这名学生有用的时候，他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可弃之如弊履。依此类推，金钱、权力、名誉以及家庭和子女，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使生活更方便，仅此而已。
人人追求以更小的努力获取更大的方便，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呢。假如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我必被视为“非理性的”，愚蠢或精神不正常。没有谁会发明制造更多麻烦的机器，没有谁愿意为更多的麻烦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就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它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息息相关。
然而，“爱”是怎样的？根据效率原则，我们是为了爱得最不累而爱吗？极而言之，在一个只追求方便的世界里，我们可能有任何真实的情感吗？关爱另一个人，为他欢喜或悲伤，这是方便吗？他人对我的关爱，可以视为“消费品”吗？假如它是真实情感，它通常要求我对它的发送者产生相似的情感，于是它带给我的是方便吗？而且，我难免推测我对他人的任何关爱都可能沦为消费品，于是我怎样使我的关爱成为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呢？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从幼年到老年人人懂得相互利用并且只懂得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关系的世界。对这一状态的任何偏离，只意味着“效率损失”。多么愚蠢呀！效率，追求效率，不如此就难以生存。为了生存得更方便而参与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而演变为“理性的傻瓜”，被冷漠包围，心灵早已支离破碎，破碎的心灵却硬要不为所动，假装是荒野里的孤狼，还要美其名曰“狼图腾”——它的被遗忘的后代或遗忘了它的后代。
对比一下我们在这之前的状态吧。不错，那时候，我们因长达2000年的文明僵化过程而缺乏野性。于是，我们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轻易就屈服了。我们不假思索地向击败了我们的老师学习，学习他们的一切，从器物到制度，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从制度到文化及思维方式，甚至还更彻底，将我们的情感方式完全加以改造……仅仅为了不再挨打。
其实，只要不带偏见或尽力克制偏见，我们迟早可以意识到我们心灵当真渴求的不是任何一种极端状态。因为，只在远离任何一种极端状态时，才有内在的宁静。所以，极端追求效率的改善或极端追求伦理的改善，都会瓦解内在的宁静。真正的效率或伦理，与孔子和释迦摩尼一样，承袭中世纪人文主义传统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更愿意称之为“自然而然”状态。
遵循这一逻辑，金钱、权力、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有意义，却仅仅是通往真实生活的桥——没有人为了过桥而在桥上消磨毕生时间。然而，在消费主义时代，有如此多的人以“过桥”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意义。就其理由，或许，他们早已将自己的生命视为消费品，只图方便，不愿思考。思考，这是一件足够麻烦的事情。
既然生命本身就是消费品，那么，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情感，也就不再有真实可言。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14440343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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