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進步不是來自執政者的恩澤，也未必是來自於在野黨的行動，而和社會運動是否興盛密切相關。這幾年台港兩地的社運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加入，不只是 80後，更多 90後的年輕朋友成為社運的主體，也為兩地日益腦殘的政府帶來許多壓力。
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是台灣戰後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峰。這些出生於 1960年後的學生，大學時期正面臨社會的重要轉型。他們並不是像父輩經歷過戰亂或白色恐怖，但成長過程卻充滿荒謬與矛盾。
學校教育不斷用台灣的「自由」對比中國的獨裁，但實際上眼目所見，卻仍是威權政治的處處鉗制。小如「髮禁」對身體自主的控制，大則像「報禁」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都讓「自由」的台灣不斷自打嘴巴。
來自民間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需求，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的壓力，使黨國控制力量日漸鬆動，學生的反抗也找到衝出牢籠的出口。從小接受的自由民主理念，有了落實可能，台灣的學生運動值此一度蓬勃。
90年後，社會運動相當程度受到消解，學生運動看起來也同樣「消沉」。原因在於「萬惡國民黨」的强控制力已不若以往，民間社會一時之間找不到對抗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對政黨政治過度樂觀，忽略藍綠兩黨的階級屬性其實並無兩樣。但即使如此，許多的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仍堅守崗位，持續發展組織，對抗不義，並且發散到勞工、環境、社區、性別、媒體等各式各樣的領域，年輕人的力量依然在各處翻攪。
台灣的政治體制也逐漸從黨國控制走向自由化道路。政府為了加入GATT（關貿總協定）及 WTO等經貿組織，對經濟的管制愈來愈少，看似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卻為台灣帶來許多新問題。
19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和台灣的經濟自由化同步成長。他們雖未經歷過政治高壓的統治，但卻飽嘗日後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從「個人」到「集體」的惡果，而這也成了 80及 90後青年投入社會運動的重要背景。
伴隨自由化教育政策而來的是教育商品化，學費愈來愈高，教育資源集中在少數國立大學的手上。考上大學卻未必繳得起學費，許多學生一入學就必須向銀行貸款，開始背負債務。
念大學不但沒有 20年前的光榮感，就算畢了業，也是工作難求。政府沒能力提高就業機會，或者在薪資或社會福利提供應有保障，反而縱容企業大量使用派遣人力或以「無薪假」減少成本。當下的社會體制阻斷了年輕人的未來之路，傳統王永慶式的胼手胝足的勵志故事，已是遙不可及的神話。因為再怎麽努力，就算擁有第二、第三、第四專長，只要老闆無故裁員，政府兩手一攤，相應不理，再怎麽武藝高强的年輕人，個個都成了廢柴，青年貧窮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
即使如此，大學生仍是社會的優勢階級，而他們舉目看見的不只有自己對未來的迷惘，更是他人真實生活的愁苦。這幾年統治台灣的已不是 20多年前的黨國體制，而是政商複合體，政府逐步退位，財團的影響力日益俱增，企業幾乎倂購了國家。
於是，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失業率逐漸上升，在都市買房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政府為了討好財團，以發展經濟為由，放任媒體壟斷、强徵農地、强拆民宅，甚至不顧人民反對，執意興建核電廠。迷惘的不只是個人，更是整個社會。
未曾經歷威權政府壓迫的年輕人，卻能輕易感受到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不公不義。然而，在威權主義時期，只要掩面逃避、順從權威，或許還能讓自己過個幸福的小日子，但當代資本主義的壓力卻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即使是順從政商結盟的新威權體制，壓迫一樣鋪天蓋地，根本無處遁逃，到頭來只有起身抵抗，才有機會換來一絲喘息，也難怪上街抗議的人會愈來愈多。
只是，如果發展主義的舊思維不改變，這些問題也無從解决，投入社運的年輕人不僅會愈來愈多，年紀也會愈來愈小。青年造反當然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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