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文革的批判性思考遠早於文革結束，他們改變的不僅是對文革的態度，而且擴展到 1949年之後的路線、政策與實踐，其中走得最遠的，力圖重新解釋中共的勝利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七，系列一至六請見本刊第38-39、41-44期）
與毛澤東的期望相反，文革並沒有把廣大人民群眾鍛造成「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戰士。相反，相當多的文革積極分子對於原先的革命理想感到幻滅，他們苦苦思索，逐漸從文革的迷夢中覺醒，程度不等地得出否定文革的結論。
這是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人們從狂熱到清醒，從盲信到理智，許多人為自己執著的探索付出代價。在疏離和反叛文革的道路上走得較遠的是學生，他們以前最為虔誠，因為文革發生在他們形成世界觀的時期，而且他們對自己的政治信念大多抱着嚴肅認真的態度。
這些人對文革的背離，與文革結束後，官方對文革的否定並不是一回事。他們對文革的批判性思考遠早於文革結束，他們改變的不僅是對文革的態度，而且擴展到 1949年之後的路線、政策與實踐，其中走得最遠的反思，力圖重新解釋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相當多的人認識到，毛澤東搞的那一套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探索最徹底的人則突破了原有的意識形態，以普世價值和人類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過去、現狀與未來。
最初的懷疑與幻滅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思想轉變的第一步是對政治的厭倦和厭惡。文革其實是權力鬥爭，很快就有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看到，政治鬥爭其實無是非和原則可言，相反，政治很骯髒、陰暗和殘忍。
江西的李九蓮在一封信中說：「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有時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是符合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
有一件事使忘我投入文革的學生耿耿於懷，毛澤東在 1968年夏季發話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這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嗎？許多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毛要學生退下政治舞台的信號，但毛不想把他們請下去，而是以「犯錯誤」為口實把他們趕下去。被欺騙、被利用的感覺油然而生，許多人開始明白，自己當了炮灰，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古話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以為那是封建帝王的手法，沒有想到偉大領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
毛澤東把人數眾多、忿忿不平的中學生發配到邊遠貧瘠的山鄉，這使得他們深入了解中國的現實。農村的貧窮、落後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文化大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破滅了。按毛澤東的本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在無數的場合，農民告訴學生，他們的生活比不上「解放」前的日子；告訴學生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日子，大辦公共食堂的日子，有多少鄉親餓死。大量的知識青年回憶錄都記載了這種情况。當生產隊開所謂「憶苦思甜」大會（憶舊社會的苦，歌頌新社會的幸福生活，這是一種千篇一律、形式主義的「階級鬥爭教育」課）時，不論幹部和書記預先怎麽提醒，農民還是大講特講公社化時期苦不堪言的生活。
最後，林彪事件徹底壓垮了人們對於文革的信念。人們不得不思考，既然文革是用林彪取代劉少奇，那麽文革的意義何在？既然號稱洞察一切的偉大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其實是最兇惡的敵人，是叛黨叛國的罪人，那麼他的絕對正確從何說起？他發動文革是正確的嗎？
為了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當局公布了他們的「『571 工程』紀要」。這份文件十分惡毒地攻擊了現行制度，攻擊了中共的政策，攻擊了毛澤東本人，但不少人發現，它說的話既真實、又深刻。比如它這樣說毛及其追隨者：「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最大宣導者。」「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這份文件對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悲慘境遇有很到位的描述：「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剝削」。這些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共鳴，它們由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說出來，說服力特別强。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一系列文章，它們是勤於思考者認真探索的產物，而一經問世，又成了刺激和促進其他人進一步探索的因素。這些文章不脛而走，影響很大。廣州以「李一哲」為筆名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就是突出的一例。
此文表面提出「批判林彪體系」，但實際上針對中國的制度和現實。與官方的宣傳相反，它認為中國面臨的危險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而是封建法西斯專制，主要的表現是：統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權即鎮壓之權」，與臣民的關係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統治階級成員「無法無天、不要法制，可以橫行殺人、搶男霸女」等等。作者認為，文革的任務不在於「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在於鍛煉群眾的民主精神，要實現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但是，人民群眾並未通過文革而享受到這些自由，在文革後期，「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牢獄」。在中國，完全沒有法制。文章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應受到法律保護，不得以「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為標準對群眾施行鎮壓；應當保護人民群眾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允許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存在；應當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應當有具體的規定，使人民群眾行使對國家幹部的監督權，當某些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失去群眾信任時，可以根據明確的程序撤換他們。大字報還要求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在「公產主義」口號下剝奪工農勞動群眾的合理的經濟利益，主張適當地恢復獎金制，以使勤奮勞動者，有發明創造者得到更多的物質報酬。
正因為文革中最活躍、最有頭腦、最勤於思考的那些人思想經歷了轉變，當中共高層在毛澤東逝世後發動反文革派的政變時，才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當中共改弦更張，實行與文革路線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政策時，才得到社會輿論壓倒性的支持。確實，因為有對於文革的反思和反叛，原來文革的主力軍成了支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中堅。
附帶地，可以把這裏所說的情況與西方社會1968 年那一代造反者做一個對比。
西方學生的造反出於自發，而沒有政治領袖操縱、指揮。造反運動失敗和結束後，他們身處的民主社會沒有對他們秋後算帳。他們不像中國的造反者那樣受到懲罰、經歷磨難，甚至被逼到絕境，所以沒有認真反思，不必做自我批判，對造反行動的作用和實質進行重新認識。他們後來回歸自己社會的主流價值，在文化、學術、政治等方面成為社會精英。他們回歸心安理得地享受回歸後的一切好處，靈魂深處卻不願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經歷。就像讓- 皮埃爾·勒·戈夫（Jean-Pierre Le Goff）在《1968 年5 月，無奈的遺產》一書中所說，很多參加1968 年運動的人對過去發生的事沒有任何反思，在80 年代明顯地轉向，他們的立場使新的幾代人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在大學當教授的人, 把自己的造反經歷昇華為學術理論，高興和賣力地把這些反資本主義理論灌輸給來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中國的一些洋博士囫圇吞棗地噎下種種時髦理論後，拿回中國販賣，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崔之元，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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