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照興
無奈此刻逝去往昔的歡笑願你他朝美夢仍在。
<情自困>
美琪大劇院。上海。一座現看起來已相當老式，仍保留着樓上樓下座位的傳統劇院，李安在此拍了《色·戒》的埋伏場面。每年這段日子，劇院都會撥一個晚上來舉辦張國榮悼念會。歌迷們帶着思念的憂傷，分享各自的哥哥故事，或是上台表白，時而高歌。參與的，多的是三十歲過外的歌迷，仿似回到了那個青葱歲月。這些朋友，都把年青人該有過的偶像初戀，獻給了張國榮──儘管對更多90後來說，那確不是一個熟悉的名字。
香港的奮鬥vs 大陸的王子
對90 後而言，張國榮的傳奇和他們上一代一樣，都像是一段不能想像的中國經驗。那是1990 年代初，其時張國榮已作出了他第一次暫別歌壇的決定。但由於香港和大陸在接收偶像訊息及流行文化上仍有着頗大時差（即港台流行了一段日子之後的東西才會輸進內地慢慢普及），所以在更大面積的中國大陸而言，認識張國榮以至崇拜他，並不是在80 年代開始，而是90 年代，那也是一個娛樂事業及流行文化開始相對更開放的時代——1989 年後，官方似乎用盡了一切方法，開放了政治以外的各種領域，商人下海，港台文化輸入，香港偶像歌手上春晚，台灣歌手一夜成名──試圖修補那由於政治壓抑製造的不滿及創傷。就在這社會情境下，張國榮首先以卡式帶及錄影帶，以至後來的CD 和VCD 形式，開始瘋魔大陸。但因為他作品的輸入內地是不順序的，在接收過程中並沒以線性時間看到張國榮整全的成長。譬如說，因電影《倩女幽魂》更深入民心的張國榮，國內粉絲就可能會先看他中後期作品才回看他最早期作品。
也就是說，大陸和香港對張國榮的接收和認同感，必存在一種距離，角度也大不同。香港人更多看到的是張國榮整段掙扎向上的經歷，甚或把他的生命軌跡和香港劃上等號。至於國內的朋友，看到的很有可能只有風華正茂如王子的時代。
國內一位2003 年才首次聽見這名字之後徹底迷上的新一輩粉絲（他們叫「後榮迷」）這樣記：「2013 年，我一定去香港。香港這個城市，在我的印象裏，是維多利亞港灣最深邃的藍。其實維多利亞港的深邃又來自一首叫< 風繼續吹> 的歌。記得在那些執著的日子裏，我仿佛看到一個臨水自憐的王子在維多利亞港岸邊的野火堆旁，無限傷感的，靜靜地回憶過往，暢想未來。」
時代造就了鄧麗君和張國榮──這句話有時會被人誤解，以為此言意味着他們成功憑的是運氣與生得逢時。我當然不是這意思，但不能否認，在口味時差與視野未全開放的前流行文化全球化時代，客觀社會條件確對巨星的生命力及全民普及性造成影響。對於過往沒有太多娛樂選擇、連穿衣打扮都受限制的中國人而言，70 年代能聽到小鄧的甜美，90 年代能看到這樣一個眉目如畫的人走出來，那份震撼可以想像。
因此，說張國榮是時代的使然、一個時代的結束，是告別香港黃金歲月，不如說那是告別統一大眾價值的時代，或說由上而下偶像時代的結束。實際上，是告別精緻貴族式偶像時代。之後，互聯網興起，國內歌影迷視野更廣，更多選擇，娛樂節目草根主義抬頭，進行海選，偶像要貼近真人，完成娛樂的轉型。那已不是天皇巨星所屬的時代。
「香港會死？」的開端
如果說，張國榮給予中國內地的影響是美學品味的，那對於香港而言，卻複雜得多。
這重要性是跟過往十年的香港發展步伐不可分割。2003 年，那固然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之後自由行開放，CEPA 到來，更緊密的中港融合大規模展開，真正的回歸是遲到2003 年才來而非1997 ──說起來那也是2013年今天許多問題的起點。
中環。現在許多香港人都會問：2003 年4 月1 日下午6 時41 分，你在做什麼？我當時見到的是一個電視畫面：穿藍色工作服的人員如臨大敵，淘大花園宣布被隔離。即時新聞畫面下紅底白字的滾動新聞部分，則播着張國榮跳樓的消息。我再用ICQ 把也不敢肯定的消息傳出去。( 未有Facebook、Whatsapp、微博的年代。)
那當然是三個月後香港2003年7·1遊行的伏線。那場表面反23 條但實際上是反政府眾多施政失誤的遊行，能吸引50 萬人參與（1989 年以來最多），烈日下投入進軍，必是有一股全民潛藏有待爆發的怨氣鬱結在撥動。當中，沙士是一個主因（香港是這場疫症最大的受害者，一般相信，害死那麼多香港人的其實不是沙士病毒本身，而是營救的策略出問題，包括延遲播報、隔離有誤、放走病人及用藥錯誤等等，是香港人真正對港府產生大規模不信任的一次），而一個代表香港那過往美好時代的明星的猝然逝去，而且是選擇了自殺，那香港正要失去一切的情緒，也是一個重要的間接因素。前者是實在的，後者是象徵性的。
如今想來，當今普遍懷緬回歸前歲月、甚至將其美化的情懷，又或者起碼是一種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確是2003 年才轉趨嚴重。誇張一點說，張國榮之死（或許應加上之後離去的梅艷芳、黃霑、羅文等伴隨香港人長大的家傳戶曉名人）象徵了一個長期的香港神話的破滅，香港美好時代行將過去的危機，政治上是加速了香港反政府的聲音！之後，本土意識抬頭，多講集體回憶，在地抗爭頻繁。張國榮的死，為這「香港會死？」情懷賦予一個形象化的開端。
優雅與反叛，他的香港
同樣是正值壯年當時得令的巨星，為什麼1993 年死去的黃家駒陳百強，沒能引起那麼大的迴響？
那時香港還趕不及憂慮。家駒死去，四大天王健在，張國榮復出，周星馳當道，香港還在享受它的光芒。
也由於張國榮所能夠代表的香港更為全面。他是充滿對立的：優雅又反叛。他保有一種美好的外型質素（英式紳士加日式偶像），但同時有一種不羈的取態。黃家駒可能搖滾有餘優雅不足，陳百強則或許反叛未夠。
而你可以說，這對立統一的形象是多麼香港啊！香港有着文明的系統及品位；同時，尤其是在和中國對話時，又展現一種反叛個性。那反叛包括拒絕承認世界及上天給予的那種生存狀態是唯一的狀態──加強抗爭或選擇自殺是維護這尊嚴的武器。
根本沒有人可知道，在那個4 月的黃昏，飛在空中的那五秒鐘，張國榮腦內在想什麼。
他像個哥德型、多愁善感的作家，比一般人更早感受到那股將會變壞的來臨。那種預見傾城但無力挽回的失落。一種直比帕慕克對土耳其帝國光榮失落的慨嘆，化為呼愁，在他耳邊迴響。這呼愁到今天，仍縈繞着文華酒店望出去的中環以至維多利亞港。（選擇文華或中環也不無用心，那被認為是最核心的香港。）
後來的事，看不到有看不到的好。或者。
除了處女座那種不想看到再不青春以及不完美的執著，如果活到今天，一個56 歲的中生，可以演什麼呢？
他沒看到的好
但同時也可能錯過了有些醒覺與進步。譬如說同志平權緩慢發展但已更開明的步伐進度。張國榮在華人同志性向政治上佔什麼角色？這思考是源於之前在國內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張國榮的性傾向，有讀者的留言卻認為這是「沾污」了偶像（這現象一直有注意到，有不少粉絲確是刻意「看不見」張國榮的同志性向）。
而事實上，當今天黃耀明何韻詩們可以站台出櫃，多多少少都得經歷張國榮時代的較含蓄掙扎。嚴格上來說，張國榮那最重要的97 跨年演唱會上的愛的表白（以《月亮代表我的心》獻給愛人和母親），未算一個statement，起碼不是黃耀明式的宣示（並某程度上化為之後爭取平權的抗爭議程），而不過是憑歌寄意，聽者自明。但這小小的一首卻是香港同志運動重要的一步。香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高知名度的明星敢做到這一步。之後，無論在工作或在生活中，他再不避忌，這點對香港同志形象及被接受度上，還是有他的先進影響力。
無論日後進步還是退步，他選擇了飛翔，讓他不需擔心這些，永遠凝在那阿飛式的不着地空中。許多年後，不少人談到當年初出道的張國榮那馬場演出飛帽事件：觀眾把他完場前有型有款地飛出去的帽子擲回台上。
不知飛帽之後，那個懷着沮喪心情回到後台的張國榮是何種心態？有沒有一個幽靈出來對他說，堅持下去，你會成為全世界華人歌壇的皇者，無人能代替。也許他跟幽靈簽了一紙合約，十年前不過是到期交還。
亦夢亦幻如霧似煙再次熱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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