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对于自家的价值不菲的宝贝，该如何防止被别人“拿走”？有人的做法是：把这些宝贝“锁”起来，然后再发个通知广而告之——相信诸君看到这里，已经嗅出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来了。
没错，我说的是国家文物局。近期，这个专司文化遗产保护之职的部门发布了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第二批名单，吴冠中、关山月、陈逸飞等20余位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被限制出境。加上2001年颁发的第一批名单140人，目前被限制出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达到160余人。
应当说，国家文物局此举与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崛起不无关系。来自国际权威艺术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总成交额所占份额高达41.3%，连续3年保持艺术品交易全球第一的排名。其中，2011年秋拍中，吴冠中《长江万里图》以1.495亿元拔得全场头筹，并打破了华人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形势下，可以想见国家文物局“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山大，出台相关禁令自在情理之中，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也都希望有民族代表性的作品留在国内。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国际艺术品的交流和收藏趋势，早已突破了传统国界限制。因此，限制艺术品的自由流通不仅毫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将原本合法的交易逼入地下市场，刺激相关艺术品的走私。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出境，还有可能影响中国艺术的输出，不利于中外文化交流。事实上，鉴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书画了解很少。虽然近年许多中国书画家受到海外买家青睐，但这些买家实际上以中国人居多。以吴冠中来说，尽管其作品因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而容易让西方人感到亲切，但其藏家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少量藏家在东南亚一带——而这也是华人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华人捧红了中国艺术品市场。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地位仍显疲软。很显然，中国艺术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应有这样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即不能搞文化闭关主义，应有文化输出的长远眼光和世界胸怀。一个简单常识是：文化领域里一切有价值的杰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艺术品的生命与价值，不在于封锁和限制，而是在自由流通中体现的。也惟其如此，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以大文化视野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文物局此举，与其说是保护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一种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极度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西方国家的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对于艺术珍品，不少西方国家虽然也为其出境“设卡”，但艺术品的去留最终还是交由市场决定。比如英国规定，任何一件有100年以上历史、价值在8000英镑以上的艺术品出境时，均须取得政府颁发的出境许可证。不过，该禁令只是暂时的，体现的只是一种尊重文化的导向，目的是为国内有关机构争取筹集资金的时间。一旦暂缓时限到期，国内仍无买家，那么政府就必须给海外买家签发出境许可证，且不能对交易进行干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艺术强国，法国对于艺术品出境也有诸多限制，但规定“一律不准出境”的仅限于具备国宝资格的艺术品，其余珍品则以暂缓发布出境许可、减免艺术品交易税、募集公益捐款等多项措施加以挽留。即便是国宝级艺术品，如果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三年后仍可自由离境。
在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上，英法等文化大国更多以市场的方式调节。比如英国对于民族精品采取优先购买权——在拍卖后，英国的博物馆、企业、个人可以用相同的价格优先购得。另外，西方国家还出台艺术品抵税政策，策鼓励藏家将珍藏文物回归大众机构。在英国，纳税人如果将艺术品捐赠给国内的博物馆，所捐赠的艺术品市值可以直接冲抵遗产税。该方案实施以来，英国政府成功地收回了许多艺术珍品。反观中国，现有的政策仍然对艺术品还实行高关税，这显然对艺术产业的发展和艺术品的回流不利。
相较于西方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则是我国糟糕的文化保护面目。必须看到，且不说早些年文革破四旧，也不必提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运动中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单说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也令人堪忧。据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显示，我国现有270多万件馆藏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占全国馆藏物总数的25%，而且这一状况仍在继续恶化。
因此，对于中国的文物部门来说，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动用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品的自由流通，而是创新文物管理模式，完善文化保护法制体系，建立文物保护经费的科学投入机制。倘若国内堪忧的文物保护现状得不到根本改观，文物被损毁背后的权力黑手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所谓的限制艺术品出境，非但难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将有可能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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