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小区门房老头聊天，说起境外势力这个词儿。老头说：什么呀？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嘛”。我知道那是毛泽东老三篇里的一句介绍白求恩大夫的话。中国的事情外国人不少介入，无论是共产革命，还是现在的北京政治。但是把这个词语用到最是精妙处的，还是在当前，在一些人嘴里顺嘴秃噜，直接疑似脑残。
所以，不如我来讲几个小故事，洗清一下那些被无端泼上的污水…
日本
2008年秋天，一位日本姑娘找上门来。她对我说：“流民现象是世界性的话题，在哪个国家都有存在…”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日本姑娘在她的国家一直致力于流民问题研究，并且付诸于实际救助行动。当她听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公民救助活动做得有声有色时，就专程赶来北京“取经”。那些天，日本姑娘就随着我们行动。由于我们的救助人员里没有懂得日文的人，姑娘就只好凭眼、直觉，去观察、感受和猜测她眼前看到的一切。
当时正值北京举办奥运前，我们的行动多少有所减少，即使行使工作，也都收得紧点儿。姑娘对此似有不解。我对她解释：相信在你们国家的救助工作会和我们有所区别。她说当然。但当我说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政府的干涉时，姑娘表示不能理解。她说：在我们国家政府是会庆幸有公民组织参与这种社会公益工作的，并且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我知道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解释这些的话，就好比对牛弹琴。我很想告诉她，那些天我们正被派出所找麻烦，派出所说我们为天安门解了忧排了难，却把流民圈到了他们所辖地(北京南小街)，岂不是把麻烦转移到了他们的辖区？把流民集中到了这里，流民们鸡鸣狗盗，让他们辖区社会治安如何保障？日本姑娘听得懂么？
后来我就懒得给她解释，解释也白搭。
香港
林建诚，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
林建诚是李旺阳死前最后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建诚担心是他的采访导致了当局对李的迫害，“是我害了李旺阳啊！”为此遭受了巨大心灵折磨。我给他发信：“没你事，你不该过多自责，在现今舆论暴力的环境下，怕会把事情真地‘弄成’因你而…”我知道，我的分析似有残酷，但林建诚是需要继续工作的，为中国的民主大业。这本是李旺阳理想所在。
2008年我和建诚去内地西部拍过片子，对建诚或算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热血青年林建诚满怀抱负，身负行囊走遍中华大地，探察民情民风，感知民族情愫，在香港人里够得上例外。后来我跟许多人提起过香港人林建诚，普遍惊诧：置家国天下于己身，现如今内地也罕见，何况一香港青年。
那些日子，我和建诚以及他的助手忙碌奔波于贺兰山下，于夜谈，于行止，于茶前饭后，我们谈的是多国之忧，民之哀，以及个人之抱负。往往我起夜，但见建诚屋内灯火不灭，彻夜整理拍摄素材。
几天下来，我原先想问所有香港人的一个问题“你承认是中国人吗”，竟然难再启齿。
德国
Sibylle Rothe，德国电视某台驻华记者。
在传媒里，除了大陆的《南都周刊》和香港的翡翠电视台、凤凰卫视、《环球时报》中文网站这几家曾采访报道天安门广场流民的生活状况，其它就都是外语传媒了，大约一百多家。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德国的Sibylle Rothe女士，她是第一位采访广场流民的外国记者。那时候，流民们还住在前门东侧的京奉铁路老火车站旁，一溜摆开十多个被广场警察嘲笑作“狗窝”的地方。去之前，Sibylle Rothe对我说：“我怕我无法忍受所见所闻。”我没有太听懂她的意思，只心想：到底是女人，心肠软。
Sibylle Rothe去了广场。流民们很意外：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些洋面孔关注？之前流民们见多了他们，最多是卖给他们点广场纪念品，说两句“hello”、“goodbye”，如今这些洋面孔却叫他们站在摄像机镜头前说话…
我对翻译说：“要是他们能为流民赞助点就好了，也算是稿费吧，这对他们非常重要。”翻译说以她的经验，外媒是不会为新闻对象付费采访的，那将会被质疑虚假新闻。Sibylle Rothe的采访约半小时，鉴于有些人的不高兴，采访一结束，Sibylle Rothe和摄像师就立刻撤离广场。这也印证了翻译所说，我心底略有失落。
忽然，已经离开广场的Sibylle Rothe又走了回来，只不同的是没有摄像师跟随。重新回来的Sibylle Rothe很隐蔽地递给流民老王一只信封，说：“可怜的人们，这些不多，你们要好好安排生活。”信封里是500元RMB。
事后我问起过翻译，翻译说那天Sibylle Rothe首先离开现场，重新走回来就不代表那家德国新闻机构了，而是代表她自己，她是出于同情。她是位基督徒…
美国
老太太，年约六十，在北京某大学任教。
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我还在CBD红牛大厦上班，接了流民老王的一个电话：“警察、城管联合行动，刚刚拆毁了我们的宾馆。”老王所说“宾馆”是被警察称作“狗窝”，被流民自嘲为“星星宾馆”的天安门流浪人栖息地。
看看天上大雪，想起流民们今夜要在雪地里过夜，下班后我就去了广场。
“星星宾馆”一侧是专供对外宣传的“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我见流民们一字儿排开站在屋檐下，拆毁现场已经被厚厚地盖上一层白雪。我问了问，损失大致如：七十二岁的老葛卖饮料瓶子几年攒下的的2000元钱被从地铺下的土里刨走；所有流民的铺盖、衣物和锅碗瓢勺被当做垃圾给扔到卡车上拉走。令我意外的是老王告诉我，他用来学习外语(以便和广场旅游的老外对话)的复读机也被抢走了。
当晚，我气愤不过，把这些事全写进了博客。
第二天临下班，老王又打来电话：“张师傅，给你说件事，有个美国老太太今天下午送来一台复读机，说是在网上知道了我们昨天的事。问她怎么称呼，她只说是在北京教书的。”
顺便说说那台复读机的故事：流民的遭遇也许是因为我的报道，知名度高了，有了网民赞助，但也有负面结果，那就是政府越来越不高兴。有一天，老葛和安庆顺被广场警察抓到东坝城市无着落人员管理所(救助站)，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得知救助站人员对他们态度蛮横，老葛打开怀揣的那台复读机，想录下现场时，被管理人员发现，从他怀里抢走复读机，当场摔在地上。老王曾经交代过老葛，但凡遭遇强拆或者其他迫害你就打开复读机现场录音。他是考虑老葛年龄大，不会引人注意。
澳大利亚
麦迪文，澳大利亚国家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
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罕见雪灾。北方其实雪也不小，只是防灾机制已成传统，损失当然不大。
我和麦迪文、摄像、翻译等一行八人，驾驶两辆吉普，冒雪赶赴陕西定边采访盐池堡乡姬卷村的乡民，在即将抵达定边的吴定高速路上发生侧滑车祸。
这一路，麦迪文手捧一只保温杯，里面是从北京建外外交公寓出发时装满的热咖啡。我说你这能维持多久，咱们一去数天？麦迪文笑笑，我知道他也没有好法子，但总比不带咖啡好。车子侧滑的一瞬间，我心下竟然立刻想到了麦迪文的那杯热咖啡。现在别说喝咖啡了，行程又得延长。后来我们把车拖到邻省的银川市，两个月后才修好的。而我们则拥挤在另一辆吉普车上，去了姬卷村。
姬卷村的乡民们招待澳国记者用的是拉锅面，就的是苦菜，另配几瓣大蒜。乡亲们要杀鸡，叫我悄悄给挡了。老外吃什么没有，叫咱穷乡亲破费？麦迪文盘腿坐炕上，让乡亲们惊异万分。后来我们去覆盖着一尺厚大雪的沙漠里，拍摄石老汉破冰取水样，眼见麦迪文手脸已经冻到僵硬，说话嘴不利落。石老汉很是过意不去，连声抱歉。麦迪文说：“哪个国家都有这样情景，处理的方法却有不同。在我们国家会有社会福利保障，尤其是意外灾害。可是你们这里竟然十四年无人过问，真不可思议。”
后来麦迪文又私下对我说：“我知道中国有新闻管制，可是他们不知道还有许多有良心的老外，我只是想把情况反映出去，最好是不出国门就解决。我倒更想报道这里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的情况。”
麦迪文积极报道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2009年，我见他被央视采访，言辞一派升平，多是祝愿中国社会繁荣一类，却似言不由衷。让我想起前一年的大雪天，我们在高速路上出车祸时的麦迪文；想起盘腿儿坐在农民炕上吃着拉锅面，就着苦菜和大蒜的麦迪文；想起毛乌苏沙漠和毒水湖旁手脸冻僵的麦迪文；也想起了麦迪文手中的那杯热咖啡…我知道麦迪文言不由衷，他一定很想在这个国家的电视台上犹如在自己国家的电视台上一样说说毛乌苏沙漠里的真实见闻，说请中国政府关注一下毛乌苏沙漠里的那个小村庄。
麦迪文，你的热咖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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