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双重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
内容提要 十八大后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时期。从单向度追求发展速度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重大经济变革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依赖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经济将出现“滞涨”并陷入发展陷阱。为顺利实现这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的效应，需要我们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关 键 词 追赶战略 均衡中国 经济变革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追赶型发展战略。如果把过去三十多年来从贫困快速迈向基本小康作为中国实施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的话，那么随着 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接近 6000 美元，我们党提出“两个1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以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第二轮追赶战略。实际上，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有条件走在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地区和作为实施追赶战略的第一方阵，早已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第一轮追赶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全面启动了“两个全面”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这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其定性的内涵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具体表现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第一轮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这第二轮追赶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实现。
本文试图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第二轮追赶战略与第一轮追赶战略相比，在战略的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大报告判断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这第二轮追赶战略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 它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根据发展战略的变化改革经济发展体制，以适应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
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 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我们党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 GDP 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GDP，再到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年翻一番，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 GDP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说法，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政治诉求和经济政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脱贫，迅速脱离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的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目前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部分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GDP，只有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导致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积累了较多矛盾和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GDP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要解决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问题。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收入低、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经过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后的迅猛发展，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严重粗放的问题，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引进高级要素加速发展的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进一步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 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下 10% 的平台，2012 年则跌破了 8%的平台。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相对低速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笔者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2008 年开始反转，2010 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 年的 41% 上升到 48%；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在上升；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自 2007年起逐年上升。我们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上涨，沿海很多地区工资的年增长速度在 20% ～30%。显然这一工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 GDP的增速，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 2004 年的 1． 5 亿下降到2012年的三千多万，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GDP 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除劳动力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偏低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持续上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重视追求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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