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要点1】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关键，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或者光从中国角度说不清楚。现代文化的核心，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是根本。
【要点2】日本是所谓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转型花了100年，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有很多成就，然而日本元老干政，军部直接受天皇管辖，这两个体系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走向侵略道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土耳其从1716年开始学习西方，非常坎坷，几乎走了整整200年发生凯末尔革命。一战后才真正稳定下来，但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至今动荡。
【要点3】三千年来的儒化社会，在上层有《白虎通义》，社会基层有司马光草拟的族规贯彻了三纲六纪。中国古代法律法典，比如唐律、宋代法律、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贯彻了三纲六纪，没有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怎么样突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
【要点4】要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全世界大同小异，特别是经济发展、全球化阶段，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科学；而非制度文化是永远是要保护、要多元发展的。
【要点5】儒家宪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传统文化安放在个人道德领域会相对客观。只要坚持法治，“道德沦丧”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全世界的观点都证明，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法制是根除道德沦丧的唯一正确道路。逐步改革，自由稳定，真正转型成功可能还要二三十年，但实现的可能很大。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很高兴请到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参加今天的中欧校友读书会专场，说是专场，其实也邀请了清华、北大的诸多校友来到这里。缘起是两个星期以前，中欧校友读书会的群里集中探讨中国文化、中国转型以及独立思想等问题，争论持续了两三天，每天睡觉前看微信，都在说这个话题，醒来也在说，这是我加入这个群后，比较罕见的一次。我就和袁伟时老师在QQ上商量，能否跟我们讲讲与此相关的话题。袁老师答应了，他昨天从广州飞过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袁老师持续发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列出了讲座提纲，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哲学家、史学家治学严谨的态度，这是我敬仰袁伟时老师的一个原因。前两天他回复我们《大家》专栏编辑的邮件，都是非常睿智。这样一个非常睿智和宽容的学者，在我身边一直启示着我。还有，袁老师已年过八十，每天走几公里、一万步。他玩QQ，玩微信，是一个标准的“80后”。如果我有幸活到80岁，希望像他一样，到那时可以身体很好，很乐观、天真地看待世界，与世界保持交流。有请袁老师。
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袁伟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过你们群里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记录，有25000多字，我都看完了。子云也特别整理了一个提要，我也在这个基础上梳理了一下。思考下来后，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就事论事说不清楚，应该在角度上站得比较高这个问题才说得清楚。在你们的讨论里，罗念慈先生归纳了五点，我感觉归纳得很好，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我们应该在更高角度，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在方法论上，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以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任何事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就很低级，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多年前批评过广东出版界，说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媒体，但出版非常落后。当时的广东出版局长听了，据说每开一次会就要骂一次袁伟时，说有人骂我们广东的出版很落后，我们得了多少“五个一工程奖”他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以得多少奖为标准，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看。所以，局限在中国人那个角度，说不清。这是第一个问题。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想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又是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又是非常热点的命题。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怎么样看中国本位文化。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多年前就出现过。最突出最完整是1935年，十个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有国民党中宣部的背景。他们提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为什么？说看到的已经全部西化了，从服装到思想语言都这样，再发展都不是中国了，也不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个宣言提出，我们要民主、科学，但我们要另外从中国本位来观察很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些论点受到了胡适等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但从理论上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不回答不行了。
最近在《光明日报》上我看到一条消息：某地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经济上崛起了，假若在文化上、学术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那这样的崛起就是不完整的。这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很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很多年前就发表过一个意见，以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政治系主任王绍光为代表，他们提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应该按照中国文化重新加以解释。说要是按照原来的话语，即按照西方的话语，已经定义的如民主、自由、法治等，在那个概念基础上讨论，中国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一定会输。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学术概念体系。这是新左派代表性的一个论点。背后进一步讲，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殖民了，是殖民地文化，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以清华大学的汪晖为代表，他很早就一再反对思想文化的殖民。这是完整的一套。
再深一步追究，这些观点的出现有两个背景。一条，中国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天朝大国近一两百年没落了。他们感觉这是个耻辱，怎样恢复天朝大国地位是很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里所谓“天朝”的观念当中就有华夷之辨，思想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很强烈的倾向。而且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这样。有人讲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宽容，没有宗教战争，外来东西很容易融入，比如佛学进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世界上保存佛学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社会生活当中影响也最大。反而在印度佛学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在中国。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背景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他们想这个大国怎么当，是不是要跟美国对抗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美国文化霸权或者有人说是文化侵略，这种论调非常多。
这些论调之所以错误。首先在于从根本上曲解了文化的本性。思想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只能够自由交流、自然发展、自然更新，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另外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发展有没有阶段？有没有一个时期有比较优秀的文化？文化在一定时期有没有优劣之分？现在有些人不光在中国，还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都提出“多中心论”，说文化有什么先进落后，没有，提出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中国人听来，这些话很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就是想显示我们的文化也很优越。
这里面有个诡辩，文化是多种体系的、多元的，但在一定历史阶段，显然有些文化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在东亚的影响那么大？显然那个时候，它就比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要高一个层次，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面貌。所以笼统讲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一个比较诡辩的论断。这样说的作用，其实就是抵抗当时走在历史发展前面的先进文化影响的一个借口。这跟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社会理念、文化是多元的有什么关系？就要分清文化的两个层次。
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
今天我又加了一份阅读材料，是2004年我的一篇文章，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七十多个很著名的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海归还有文艺界的，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会议，发表了一份《甲申文化宣言》。那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是一家，他们的记者很积极，将材料复印好让我发表意见，我看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评“甲申文化宣言”》。那篇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我学习陈寅恪教授的两篇文献的一些心得感受写了进去。大约在1928年，陈寅恪教授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写了审查意见。那个审查意见不长，但很经典，分析问题非常深刻。从方法论上、从根本理论观点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在中国，具体转化为制度方面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观念建构的。他说，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它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本来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它自然就不适应了，想挽救也不可能。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在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道家、佛学（释家）等，它们的影响更大，建树更多。他这些论断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不要笼统地讲文化，要分层次来讲，其中最核心的，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全世界是大同小异的，除非不要现代经济，不要市场经济，什么工商业，科学技术都不要，如果要的话，就要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在全世界是趋同的。但另一方面，非制度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过去人类文化多元，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语言是多元的，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统一。按照这样一个方法论来思考，我想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是不是要抱着祖先那一套文化？如果不念四书五经，不天天念“之乎者也”就不是中国人？不按照孔夫子的教导作为思想指南，就不是中国人？甚至现在一些人，不穿传统的汉服就不是中国人。这些是极端落后，说得不好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制度层面，我们抵制这些，但是非制度层面，爱穿什么、主张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永远不可能统一。
所以，新左派现在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的学术概念系统，甚至最近一些学者说要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讲这些话的人，我想，是连学术的门坎都没有跨入。学术的标准是求真。在这个标准面前，没有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只有真假之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洋人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可能走在我们前面。很奇怪，现在中国大陆风行的什么《邓小平时代》、江泽民的传记都是洋人写的，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我想不是中国人写不出来，是这个环境让大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你如果调查江泽民的有些情况，中宣部会支持吗？能像洋人写江那样，中宣部通知各地接受采访提供材料？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写作是这样，搞研究是不是符合实际就是检查的唯一标准。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上哄领导，下欺百姓”
所以他们讲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只有八个字“上哄领导，下蒙百姓”。领导他听起来很高兴，你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式的学术。那些官员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多数是大学毕业的，少数党校系统，教育部不承认的。除了中央党校，其它你说是哪个党校的大学程度，硕士、博士按照法律标准都是假的。多数从大学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我们水平不高，教出来的学生可能很多比我们高，但也有不少数比我们更蠢。所以官员一听到下面说这是中国体系，我们创造的，于是高兴极了：这是重大项目，给你经费。双方很高兴。在中国来讲，一般老百姓民族主义是非常厉害的，听到这些也高兴。所以我概括为“上哄领导下蒙百姓”。
可所有学术的成就，不是广东那个出版局长所说的，得到中宣部的表扬和奖励就代表水平高。真正的水平，要在世界文化领域、世界学术领域去比。这不能含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农耕经济基础上血缘关系很难突破
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站不住，进一步，思想文化本身，自己本身去辩论，很难得到恰当的结论。哪个对？哪个应该接受？难。所以第三个问题要讲的是，我们要看整个东西文化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前面谈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些文化会走在前面，恰恰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在全球化时期的萌芽阶段，地理大发现就是全球化的开端。然后分了几个阶段，到今天整个全球化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文化走在历史潮流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专述。大家看过顾准有关的论述也应该知道。今天就不说了。
有人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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