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爬上狭窄的楼梯，走进一个狭小的房间，一个充满违禁乐趣的房间：这里有几架大肆揭露他们共产党领导人丑闻的书籍。

人民公社书店及其他几家位于香港热闹的购物街的书店专门出售中国政府禁止发行的书籍和杂志，书刊被禁主要是因为它们讲述前任及现任共产党领导人的可怕丑闻，在很多中国公民对其领导人极不信任的时代，书店的生意十分红火。

来自中国东南部的营养品推销员黄涛（音）挑选了一本揭露共产党高官腐败的新书。“我们来这儿买在中国看不到的书，”他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受了欺骗。”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一些讲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严重饥荒的书籍，官方历史以粉饰的说法掩盖了这一事件。“我们无法得知真相，这一来，黑的就变成了白的，白的倒变成了黑的。”

此类出版物将一些破坏性的事实和谣传注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血脉。网络出版物及可下载盗版书刊更加强了违禁书刊的传播。业界人士表示，这门生意说明，深陷审查制度的内地社会渴望获取信息，共产党当局在设法扼杀这种渴望时面临困难，更何况，官员们本身也是这些禁书的热心读者。

北京的一名记者表示，“这些书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名记者每年都会多次赴港，购买一摞一摞的揭露丑闻的书籍。由于担心遭受惩罚，这名记者要求匿名。他说，“想把所有事情都掩盖起来是不可能的。”

这些书籍涵盖了你想得到的所有旧日丑闻，还包含着关于中国未来的阴郁预言。有一本书预言中国将在2014年与日本开战，还有一本书称中国目前的领导层将在同一年被推翻。在这些极具悲观色彩的书籍中，最受欢迎的是《2014：大崩溃》，该书援引所谓的党内秘密文件称，共产党必将倒台。该书的前言宣称，“这不是八卦，也不是算命。”

人民公社书店的名字颇具讽刺意味，该书店老板邓子强说，“有些人很相信这些书籍。就在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想要20本《2014：大崩溃》。打电话的好像是一个中国商人。”

38岁的邓子强说，“现在，我们90%的销售额是由内地顾客贡献的。”邓子强曾在快餐连锁店工作，于2002年与三个合伙人一起开办了这个书店，并在两年后将重点转为向内地顾客出售禁书。“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书的内容，”邓子强说，“而是如何将这些书带回中国。”

从香港及其他地方回国时，中国游客有时会携带违禁品，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每天都在上演。业界人士表示，海关官员有时会奉命阻止游客携带特定的书籍，通常的做法则是审查任何与政治沾边的书刊，并在匆忙之中决定没收哪些书籍。

今年3月，来自中国东北的商人周齐材（音）从香港回到中国，手里拉着一个装有400本中文杂志的行李箱，海关官员对他的行李箱进行了检查。这本名为《博讯》的杂志中有一篇关于他家乡法院官员涉嫌腐败的报道，他想拿回去给朋友们看。

周齐材说，“他看了一眼杂志，然后就说，‘这些都是反动出版物，是非法的。’”官员没收了杂志，记录下他的个人信息，警告他不要再走私了。周齐材说，“没关系。几天之后，我回来又试了一次，顺顺当当地把93本杂志带了进来。”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于1997年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尽管承受着北京方面的压力，香港依然免受国家审查制度的限制。2012年，香港接待的内地游客达3490万人次，其中的许多人都是来香港疯狂购物的。

中国海关官员常常收缴与禁忌主题有关的出版物。不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近来，几乎不曾听闻被抓住的游客遭到起诉的消息，这是因为，就算在唯命是从的党办法庭上，政府也难以解释它的秘密审查行径。鲍朴的出版社曾出版过许多倒台或退休中国官员撰写的著作。

鲍朴的父亲是一名遭到整肃的中国官员。鲍朴说，“他们永远不能公开证明自己这些规定的合法性，因为并没有公开的禁书名单，都是这些人自己的专断。那么做，只会有太多的人被起诉；那会引起强烈的反抗。”

非法流通的书籍包括回忆录，以及一些研究共产党宁可忘却的事件和人物的著作，如大跃进饥荒、毛泽东统治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达到高潮的动乱。前内地官员的回忆录若不能在中国内地出版，比如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其回忆录往往会在香港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杂志和书籍提供了对共产党官员私生活的淫秽描述。没有几个中国政治精英能逃脱被写到书中，至少会有一个章节的专门叙写，内容是他们涉嫌参与的阴谋、涉嫌拥有的情妇或非法财富。

现实中的一桩丑闻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其妻谷开来因被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遭到逮捕，此后他就跌下了权坛。即便根据中国最近由此衍生的宽大标准来判断，一些匆忙炮制的粗劣作品也显得异想天开。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研究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é)说，“情形就像是《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美国的一家八卦小报——译注）成为了政治讨论的唯一形式。这是共产党自己酿成的悲剧。在公众面前，它的执政过程全都被遮掩起来了。”

即便如此，许多香港禁书的读者本身就是中国官员，这些人急于获得小道消息，希望它能帮助他们穿越险恶的政治浅滩。邓子强说，这些书刊之所以能在在线读物的冲击下幸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大量的读者都是中国官员，这些人不敢使用互联网阅读禁忌内容，要不就不懂绕过审查制度的窍门。

流亡的中国记者何频说，“你不一定需要读《人民日报》，因为它不会告诉你真相，可是，你一定要读这些禁书。”何频经营着明镜出版社，这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公司，出版揭露黑幕的中文书刊。何频说，前往香港的内地官员常常购买这些书刊，作为送给同僚的礼物。他说，“过去，你会给一位市长送一瓶白酒。可是，这些日子，一瓶白酒算不上什么了，一条烟也是一样。不过，如果你送他一本我们的书刊，他会非常高兴的。”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