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此文是青年作家萧轶兄最近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上的一篇关于拙著《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各大网站有售）的书评，对家教、学校乃至社会教育，他都有围绕拙著进的思考，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垂注。说我是教育家，我愧不敢当，但我算得上是个教育研究者。感谢萧兄对拙著的抬爱与评论。2013年6月6日于成都

文/萧轶

羽戈读完冉云飞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后，发现冉云飞“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切，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深切”；换用王怡的话来说，“他下笔越来越狠，目光却越发温柔”。羽戈在文章的结尾，铿锵有力地向社会致以锋锐的问候：“读了马尔科夫的故事，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儿子的满月照。他明澈的眼神，从此成为我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之明月’，所以我必须批判，所有可能污染他的心灵、扼杀他的头脑的事物，都是我的敌人。”

冉云飞曾写过一系列关于大陆图书馆的文章，他以自身经验写道：“书籍收进了图书馆，大有侯门深似海，萧郎是路人的慨叹”，“本来开启民智，传播知识的图书馆，却成了禁锢人们追求真知的拦路虎”，于是冉云飞只好叹道：“我被逼成藏书家。”被逼成藏书家之外，冉云飞还被逼成了教育家。为人父后的冉云飞终于收敛了诗酒癫狂的浪漫生活，沉睡了三十年的责任感被女儿所激发出来了。因为，他必须去直面社会与教育等责任难题。当他发现这个社会无法给予女儿一个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之时，他被活生生地逼成了以笔作刀对大陆教育严厉批判和寻找好教育的教育家。立人乡村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先生对此评论道：“不做父亲的人，很难理解冉云飞为什么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对教育的关注和批评。”

家学曾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的一大优良传统，故而文化世家层出不穷。及至现代，学术家族亦屡见不鲜，检索高增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便能发现众多的父子学者（如严复和严群）、兄弟学者（如陈衡恪和陈寅恪）、叔侄学者（顾延龙和顾颉刚）以及夫妻学者（钱钟书和杨绛）和翁婿学者（余嘉锡和周祖谟）。晚近以来，社会动荡对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暴力革命对宗族家门的分化，加上现代学制的确立对家学的瓦解，家学传统分崩离析，长沟流月去无声，再也不见如王闿运课女于小楼这样的美妙场景了。冉云飞也并非因对大陆教育的严重不满，而让孩子回家接受教育，但他每周日都会给女儿及朋友的小孩教授古文。白话文运动之后，大陆教育对古文教育越发边缘化，很多学生都没法读懂哪怕简易的古文，温情与敬意也逐渐被鄙视与毁弃所替代，更遑论体味古汉语的美妙？在微博上，冉云飞经常发布“课众子文”，与网友分享古文的菁华，真心令人羡慕得紧。

但在古代家学之中，我们也常见到诸如梁启超祖父梁维清般，虽“其课诸孙也祥而明”，“而训子也谨”的专制因子。冉云飞不仅在给女儿上课时精挑细选出古文中的菁华之作，还要给女儿的学习以快乐与趣味。除去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古代传统糟粕进行摈弃之外，冉云飞还告诉我们对子女要“爱而不市恩”：“我们进行细致温和、充满人性爱心的感恩教育，但作为施恩者又不能强行别人来感恩，哪怕是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并希望培养女儿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而不是让子女走被父母安排好的道路，不要做父母复制品、跟屁虫与影子镜像。父母也不应以爱之名绑架子女的人生而让孩子成为父母的附庸品，在生活中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伤害。另外，冉云飞善于培养孩子对爱的思考，希望女儿不因学校的禁令而将爱污名化、妖魔化，不要因学校管制的恐惧而压制自身的美好感受。

正如前文所言，冉云飞被逼成教育家，对大陆教育进行严厉批判等相关事务，是因为女儿冉小苒的出生。在本书中，冉云飞多次提及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更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以自己卓群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远见，对子女言传身教，他教育子女没有划一的定式，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同时他希望子女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学会在趣味中生活，在趣味中做学问。冉云飞亦复如此，他告诫道：“为人父母不只是让孩子吃饱穿暖，受良好的教育，而且不能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子女。”这让我再次想起了蔡朝阳，他说为人父母之后便有了一种任务，那就是一辈子学习做父母。同时，冉云飞也在与女儿的生活中体验到，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受益了很多，互为老师，互相成长。
在家课文之外，孩子终究还是需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福柯曾说：“如果一种机构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确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顺和有用，那么这种机构的一般形式就体现了监狱制度，尽管法律还没有把它规定为典型的刑罚。”执教于中学的蔡朝阳据此认为，所有的学校均具有监狱的性质，并将之比作“精致的暴政”；作为过来人，我们当然知道如此现实——尤其在大陆。对于大陆教育的批判文章，早已如大陆公民对大陆教育的失望情绪一样随处遍布。大陆教育问题也绝非一篇文章，甚至如冉云飞说的绝非几本乃至几十本著作就能详尽，早已罄竹难书，正如冉云飞所说的那样，“教育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子制度，教育要取得实质性的改善，非仰赖迈向民主自由的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学校教师总是以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作为挡箭牌，但我们更应该如冉云飞那样认识到，宣称是受害者的我们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另外，冉云飞痛感大陆教材的荼毒之深广，又做起了《百年中国语文教科书变迁》的专题研究，以期通过梳理来反思教材的种种问题。

大陆人对教育的失望有多深，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强烈，对教育的期望也就有多厚重。但在教育体制继续如铜墙铁壁般坚硬无比之时，父母不应以坐等的态度而给孩子不健康的成长环境。父母们应当告别高高在上的家长制专制作风，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然而，正如冉云飞在序言中引用弗洛姆的话：“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我想，读完《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后，“怎么给你爱的人以自由”——近代有梁启超，当下有冉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