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之后的历史背景下，军队既成为一部分人理想化的讴歌对象，又成为另一部分人污名化的批判对象。但与此同时，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又保持神秘，军费开支、内部贪腐、人事更迭等种种动态都处于半遮半掩之中，这也引起了中国内外的极大兴趣。
今天中国公布的军费开支是不是真实水平？“军队国家化”究竟如何看待？军队内部的“鹰派”声音又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本台采访了国际问题和军事战略学者赵楚，并分上下两次播出，以飨读者。
RFI：中国的军费问题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中国的亚洲邻国以及美国也一直保持警惕。您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军费增长和军力发展是否与当前国力相对称？
赵楚：实际上这里包含三个问题。中国军费在近二十年的连续增长——尤其是大约十三年时间中以两位数规模增长——实际上是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补偿性增长”。三十年前中国开始整体转型时，基本上是以所谓“军队勒紧裤腰带”这样一个重要政策开始的。因此，在过去三十年的前半段，也就是说新军事革命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军事投入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军队开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准。
第二个原因是需求变化。从鸦片战争直到二十年之前，中国国防的核心任务都是所谓“本土安全”，也就是国土之内的防卫，所以基本上是防御性的、陆地作战为主的类型。但是从这三十年来的变化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它的整个产业转型的力度和成果非常明显。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资金提供国、最大的工业品输出国、也是位居前两名的能源输入国之一、第二大石油能源的使用国、第一大石油能源的进口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的整个利益变化非常大，这种新的需求也促使产生了很大的军费增长动力。
第三个原因是军备本身的升级换代，也带来了全球性的投入浪潮。而中国军队之前的起点很低，再加上需求又有变化，因此在新的财政支持能力下，出现了军费的快速增长。
RFI：那么，涉及到透明度问题，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不是军费开支的真正规模？
赵楚：这涉及到军费本身的构成。中国的体制是比较特殊的，和通常我们看到的预算透明的国家相比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国防开支”、“军事开支”和“安全开支”，实际是三个层面。
所谓“国防开支”，就是防务本身的开支，它不仅仅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军事预算的数字，还包括比如军工科研的投入，或者预算外临时财政拨款的投入，比如重要单项军备的购买。
此外，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军队本身也有一定的筹款能力，军工工业和一些半军事化单位也有相当的筹款能力，比如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的销售，会带来一些收入，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也会转化为和军事及防务有关的开支。
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军事预算”，也就是直接用于武装部队序列的部分，这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数字，其实这个费用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人头费”或者日常行政开支。
此外第三个就是“安全开支”，它不仅包括外部安全，还包括内部安全。因为一些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威胁程度是远远要高于外部因素的，所以很多的预算开支投放在这个领域。而这一部分无论在国防开支还是军事开支里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几个数字加起来，加上筹款渠道，就使得这个数字非常之大。
另外，随着军费开支增长和军事能力增强，产生了内外感受问题。过去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国外对透明度的担心，这也是美国及其盟国在同中国进行军事交流时首要的关键问题。但其实，除了这些问题，人们往往忽略的一面是，这么庞大的公共投入和开支，联系到中国政府本身缺乏正当性——以及它意识到并追求这一点——对内也有越来越明确的透明度需求，国内公众也开始关心：花了这么多钱干什么？有没有必要？怎么花掉的？怎么拨款怎么使用的？又怎么进行核算？这个需求也很强大。
外部对军费透明性的担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我倒觉得，所谓的“意图透明”，前提需要有个假定，即假定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有一个明确的内部方案、有一个意图。而我认为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它真有一个意图，而往往可能是它并没有明确的意图。用一种简化的方式说，就是力量在增长，而意图是模糊的、扭曲的、摇摆的。随着中国体量和力量的增长，这种情况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危险可能才更大。
RFI：近年来中国在内部维稳上的开支也非常惊人，甚至在总量上达到了和军费开支不相上下的水平。有人把这种现象解读为“政府防范人民等同于防范外敌”，您认为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吗？
赵楚：这样的解读我们经常能听到，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中国这样特殊的体制下，要维持现行体制，那么对社会本身的进程必须要有所控制。尤其在中国发展出新一代的作战能力，比如核武器的现代化之后，实际上中国正处于一百五六十年以来外部安全威胁最小的时期，而且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大国之间还是周边邻国，也都没有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入侵或者解决外交分歧的可能。
所以在当代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随着新一代人口的成长，和过去三十年来积累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表现为“民众要求权利、政府要求维系现有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应该说政权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度在持续提高。
围绕维稳费用的持续增长，除了政治体制的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中国的行为模式基本是总体动员模式，即“上面发令，下面逐级贯彻”，而贯彻的方式之一就是“层层加码”。维稳一方面体现了政权习惯于对民众进行压制和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各地都在逐级加码。甚至对于很多具体的职能部门、强力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而言，加强维稳及其预算投入，对有关机构和个人都是生财之道。
RFI：今天中国社会也有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认为军队是一个被掩盖、但实际上腐败严重的领域，最典型的比如军车牌照滥用问题。现在中国军队内部的腐败，究竟处于什么状态？
赵楚：我觉得单独谈军队腐败是没有意义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一环，而且作为强力部门，也是权力体系中接近核心位置的一环。所以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任何现象，不能抱着罗曼蒂克的态度，比如某些左派，认为军队是干净的、浪漫的、纯洁的，而这是不可能的。
除了军车牌照问题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例如2006年王守业这样的大案。可以这样说，军队的腐败不会比地方更轻松，也不会比地方更严重，它基本运作原理、逻辑和实际情况应该是（和地方）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单独的治理军队腐败的问题，涉及到的还是整个社会基本运行原理和体制的问题。
RFI：近年来党报和军报都发表文章，高调反击“军队国家化”的论调，但反对者举出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言论，表明这也曾经是中共的主张。在您看来，“军队国家化”的核心要害究竟是什么？
赵楚：这个问题的确讲得很多，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实际是一个假问题，军队国家化是有前提的，就是有政党竞争和宪政体制情况下，军队在政治上中立。因为在两党或多党政治下，政策是博弈过程的产物，所以军队必须中立化。
而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国家是党的，军队也是党的，所以也可以说，军队已经“国家化”，只不过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化”，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
既然“军队国家化”本身是一个假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国家的体制缺乏现代色彩，它基本上是来自于前苏联、再加上中国特色的专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军队已经可以说是国家化的，不过是专政国家化的，因此也看不到那种相对比较中立、奉行专业主义路线的军队。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要通过宪政制度，逐步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只有建立了这个前提，我们通常讲的“军队国家化”才可能有基础。
赵楚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原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原《国际展望》半月刊执行主编，现为大陆和港台多家媒体的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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