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中国还是“大国”吗？
也许我们有三样是可以称为“大”的。一是面积，除俄、加、美外，我们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排第四的国家，960万平方公里，横跨50°纬度、61°经度，具备从寒温带到热带、最干到最湿的多样气候。因为疆域辽阔，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为发育复杂多样的土壤和植被创造了条件，滋养了多种生物、景观、物产和不同生存方式的人。
但是，任何一个“大”量的资源、物产，除以一个以十亿计的人口数，都会变得很小。我们第二样“大”的就是人口。举世展望，除印度外，其它国家三五个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人。人口多，如潮水一般涌向世界各地，为全世界输出了无数的原始劳力。放眼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黄种人在那里生存、扎根，是民族融合、世界大同的一股生力军，这不但显示我们种族的繁衍兴旺，还为世界提供了惊人的消费力、创造力和破坏力。
第三点，就很难说得清楚了。我们曾经是文化的大国，有五千年悠久文明。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当欧洲人还在亚平宁森林游荡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已经建立了城池、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往来，有了货币交换、国家秩序，有了文字、法律和艺术。伏尔泰曾经赞美道：“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
今天世界，和平共处，列强不再。历史的创痛渐渐消失，然而中国还是以前的“大国”吗？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化将处于何种地位？
不管版图如何变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自周天子以来，华夏文明在大多数时期都处在一个最高权力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和平安定，也造就了象唐、宋那样盛极一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都遥遥领先的大国。和平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内乱，数百年以来屡遭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见证。
数百年以来，中国在东西文明之间左右奔突，找不到方向，连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精魂也逐渐丧失。在现在文明面前，我们既怀念旧时风光，又憧憬着西方强盛，如丧家之犬，惶惶终日，无所适从。因为落后，因为挨打，在文化心理上，使我们渐渐由夜郎自大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变成了弱者心态，而且象怨妇般的计较、好斗、不自信。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表现和我们很不一样。虚心学习别国先进文化，是日本民族每一次进步的起点。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模仿不必多言，直至今日，日本天皇的年号、皇族继承人的名字，都还是来源于中国典籍。更重要的是，他们学到了古代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当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时，天皇交代国民：要象过去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洋人。从那以后，在日本奉行千年的“和魂汉才”变成“和魂西才”。日本从1840年开始明治维新，全面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用了几十年时间很快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强国。而中国恰恰同一历史时期打开了国门，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下，渐渐迷失了自己。
这不纯粹是一神、多神或无神的问题，而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华夏文明曾经具有无比包容的胸襟和气度，数千年来多少外来文化在这种气度下不费一兵一卒被同化。“二战”又是战胜国。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应该有一份大国心态，不应纠缠在贫富之争、种族、文化和话语之类的争论上面。我们消耗了无数的精力和时间，去分辨诸如意识形态的左或者右、基层民主、合法还是合理等皮毛争论，就是没有一个普世的原则，没有一个独立的态度，失去了作为“大国”国民或公民理应具备的基本立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要我们文化的根没有丢失，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就不会丢失。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和把握，不忘记本来的文化价值，以“汉魂西才”来改造自身，慢慢培养出与五千年文明史相称的胸怀和气度、眼光和视野、智慧和韧性，中华文明也能够在现代世界营造出一片崭新的万千气象。两三年前温家宝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多次使用了“大国”一词：“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大国”，“发展中的大国”，“热爱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大国”。去年又积极提出做“负责任的国家”。显示了“大国”精魂的回归。
“大国”原是“大人之国”。《山海经》曰：“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先有“大人”，再有“大国”，然也。荒野上只要有一颗种子，数十年总能雄起于天地之间。“大国”的梦想，始终照亮着中国人，照亮着中国。
（原文发表于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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