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文本文来自微信公号：jiuwenpinglun（旧闻评论），作者新浪微博：@宋志标】
【近期有一系列暴力，以及各种立场的暴力之争。窃以为，想一下总比不想要好。但想到的不一定能说，说出来的不一定是明白无误的。也欢迎诸多友好一起想一想，欢迎发信来】
陈健民本月十三日在微博上通告，他在深圳公众论坛的演讲被取消，演讲题目是：释放善心，重建信任。十五日，他在《明报》刊文：站台一天，开始相信。二十五日，陈健民在新浪微博上说了他“在香港参与的一个活动”，以农村基层公推真选比喻占中运动。
随着这一条微博的公布，也许意味着陈健民将与大陆告别一段时日。最近几年来，陈健民提倡新北上运动，但对身份做了清晰界定：在大陆讲公民社会，在香港讲民主自由。陈健民始终自觉将两者区隔，这说明他是界线感很强的人。但是，他再也不玩了。
此处没有要评判陈健民的意思，甚至也不是要论断“爱与和平”的占中运动。只说这里被激发出来的一个概念：公民不服从，或者叫公民抗命。崔卫平、闾丘露薇都说过，涉及概念及其应用，比如评判斯诺登。引申一下，公民抗命在大陆是啥命？
在所有的论述中，公民不服从的应用条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基本的法治与社会环境。这在香港不成问题，在大陆显然不具备。是否就预示着在大陆谈公民抗命，是一个伪造的命题？抑或，会造成更大的思维混乱？暴力/非暴力，合作/不合作的组合题太难辨析。
在时代周报的一个约稿中，南都深度记者孙旭阳肯定了底层的暴力，类似于弱者的武器。他此前刚刚调查了发生在冀中星及其家庭的事情。一个人及家庭完全被生活压垮，最终拾起了暴力，用低级别的身体炸弹进入易发政治敏感的公共地带，指望靠暴力触底反弹。
冀中星这样的情况，让评论者非常为难。同情或谴责，或两者搭配，都嫌不够。有个情况是，当网络维稳试图把标准往“法律为准绳”上牵引时，单纯的谴责者却无视这个引导，而是以暴力有无伤害无辜作为确定立场的依据。所谓法治这个公约数不受待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解释：犯罪与犯法分道扬镳了，它们已经在此地有了悬殊与分野，而且不自觉地映射在舆论与立场中。当一个人声称要炸某个建筑时，执法者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执行逮捕，但辩护者却说：这个人即使言论不当，但是没有犯“罪”。
这就出现了对“暴力”的各自解读。被赋权执法的人与机构以“法”定“罪”，认为自身是依“法”治理，暴力是为了维持秩序。而违例者，以某种形式的暴力忤逆“法”，绝不承认“罪”。这些表现不构成公民不服从的要件，但在“束手就擒”上却是一致的。
微博上有人说：当不义写进法律，反抗就成了义务。这里的“不义”指的是什么？只怕也是各自表达。但它设定了“公义”，作为“犯法而不犯罪”的理据。这句自发成形的话，似乎弥补了公民不服从的条件缺失，是否还宽恕了公民不服从理应具备的法治条件？
我不是信徒，但自以为一名基督徒对“罪与罚”的理解或许更直接、也更稳定，或者争论起来也更明晰。香港基督教会已经声言力挺占中，但港福堂却说，要顺从神意在世俗的权威。一个是不服从，一个是不服亦从。人家抗命与否，至少以非暴力作起点。
只是在大陆，围绕暴力与合作的关系处理，总也摆不平。世俗权威下定决心：无暴力，不合作。其实是要压服。这就让举着“非暴力不合作”旗子的人们，最终成了“非暴力也合作”，其形象上特别像是骑墙派。底层暴力因为没沾上合作与否的原罪，反倒不费周折。
占中另一发起人戴耀庭，教法律的大学教授，基督徒，公民不服从的实践者。他终究是靠信仰之力打通了三个方面的节制。可如果暴力成了信仰，或维稳成了信仰，这就很难办了。加之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声嚷叫：犯法就是犯罪。抗命条件短缺的难堪就更重了。
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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