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3年，对南方科技大学跟踪了2年半。从南方周末离职前，我的最后一组报道依然是关于南科大的。这所学校获得的关注度是罕见的，但“灯下黑”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许多事实被掩盖或被忽略了。当舆论一厢情愿地沉醉于塑造“悲情英雄”角色、讲述“改革勇士大战腐朽体制”的故事时，这一改革实践的真实进程及其中的诸多复杂性被晾到了一边。
应该说，对南科大的持续跟踪、报道和观察，也促使我反思媒体与改革的关系，对申请出国深造继续研究此问题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接下来，我会写一系列的文章，对南科大的改革实践及媒体的南科大报道做一系列的回顾和反思。
南科大六周年的理想与现实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馨以
暑假过后，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将告别“迷你型”启动校区，搬入占地面积194万平方米的新校区。
这所因“改革”闻名的高校已经初具规模，目前拥有两届共两百多名学生、百余名师资、5个系6个专业。
今年6月，也是南科大正式启动6周年。6年前的2007年6月，南科大筹备办公室在深圳市民中心对面停车场内的一间地下室开始了工作。由于提出了“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探索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愿景，这所由深圳市政府全资举办的公立大学从筹建时就凝聚了社会各界对高教改革的期待。
但是，眼下南科大距离自身设定的改革目标依然遥远。南方周末记者自2010年起长期追踪南科大改革进展，来自诸多渠道的信息表明：这所大学在改革途中正面临着重重挑战。办学目标、改革理念如何在操作中落到实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迫切想看到学校的培养计划”
当首届教改班的大三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第二届2012级学生第一学年也接近尾声的时候，南科大的学生们终于看到了学校要按怎样的方案培养他们。
今年5月，南科大学生会成员曾在校园里张贴一份“关于请相关学校领导答复《工作报告》若干问题的提议”。
提议中说：“南科大学生会部分成员讨论了《南方科技大学领导班子2012年度工作报告》。讨论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在相关校领导的带领下，我校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之大、进步之快；能在这个学术氛围浓厚、办学理念先进的大学里学习生活，实在是我们的骄傲。但是作为学生，我们更关心的是学校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进展，而对于这部分内容，报告中占得比重却很小，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学生们在这份提议中要求相关负责人解答一系列有关教学和科研的问题，还附上了学生代表委员会讨论和整理的“南科大现有教学问题汇总”。其中第一条是：公布学科规划（其中包括专业课的课程设置）、院系发展规划和人才引进计划。
“我们迫切的想看到学校的培养计划。”学生会成员在提议中说，“我们认为无论是讲座的规划还是交流活动等内容，都应该围绕着培养目标进行。”
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端午节后，学校召开了培养方案说明会。
“学生希望尽早一些出来东西，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南科大试验初期总是不太成熟，需要被理解。”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名参加了说明会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化学系展示的培养方案是2012年底到2013年中制定的，此前另有一个在2011年12月为“去筹”制定的版本——而首届教改实验班是2011年3月入学的。
所谓“去筹”，即去掉校名之后的“（筹）”。2010年底，教育部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筹建期3年；翌年年底，南科大就提前向教育部提交了去筹申请；2012年4月，教育部发出“准生证”，学校正式建立。为了申请去筹，南科大在短时间内准备了大量有关学科设置和师资引进的规划。然而，多位南科大老师透露：由于此前学校一直未能重视规划工作，这些规划大都在仓促之间完成。
目前，南科大设有5个系6个专业：物理、化学、生物（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微纳材料与器件（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可以看到，这些专业以基础科学为主。
在几个专业中，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的建立最为“临时”——朱清时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由于教育部要求学校申请去筹时须有三大学科门类，而南科大仅有理科和工科，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南科大建起了经济学类别中的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
但是，这个系至今没有充足的师资力量。当教改班学生进入三年级的专业学习后，选择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专业的学生被告知：今年秋季学期将被送往香港城市大学学习。
“将学生送往香港，一方面符合南科大的国际化办学方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目前师资力量不够。”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负责人陈安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南科大官方网站上对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的介绍中，前半部分竟是从百度百科的“金融专业”词条复制而来，甚至没有去掉其中几处百度百科内部链接，仅做了微小的文字改动，并插入了从经济学家陈志武的文章《金融是什么》开头复制而来的一句话。
另一个特殊的专业是生物学系的生物信息专业，它仅对应一名教师的学术领域，只有一名教改班学生报名。据《外滩画报》报道，该专业有三门课需要教师只给这一个学生上，“待遇比博士生还要博士生”。
然而，有老师认为：在“博士生待遇”的背后，却是缺乏规划造成的高昂办学成本——专业设置和引进人才时缺乏配套规划，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的后果。
申请去筹时，南科大提交教育部的材料在师资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王俊是华大基因执行院长，他被列为南科大的生物学系教授；与此类似，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鶤被列为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教授。但据记者了解，他们并未真正到任南科大。去筹申报时，他们的名字是在没签合同、没有真正就职意向的情况下被写上去的。
目前，南科大签约教师人数已达百人左右，但年龄结构并未达到理想中的“30-40-50结合”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不少年轻老师的教学经验不充分，讲课不吸引学生，这样的年龄结构确实有问题。”南科大化学系副教授梁永晔说。
此前，南科大曾公开提出目标“2012年在全球招纳20-30位学术领军人才”，这也被视为南科大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一步。但是迄今学校网站上列出的领军教授只有4人，其中还包括朱清时校长本人和71岁的唐叔贤院士。
“实际上，在南科大刚创建时，有许多在海外任教的华人资深教授非常感兴趣，深圳市给出的待遇也颇有吸引力。”一位了解内情的教授说，“但当大家对这所大学了解得更加深入，发现它连最基本的学科规划都缺乏的时候，很多人便放弃了。”
不及格率“让人看了最受触动”
在学生们贴出致学校领导的提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其他场合表达过对教学和学校管理等问题的意见。今年4月，由于教学问题突出，南科大进行了一次教学工作会议。学生们在会上表达的意见包括：课业负担过重，课程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学分安排不合理，缺乏通识教育课程，等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去年底、今年初的期末考试，南科大两个年级共228名学生中，有30多人有一门或一门以上的科目不及格，比例近15% 。以《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条例》为参照，北大本科课程的不及格率在1%-10%。朱清时在教学工作会议上说，不及格率高是最明显、让人看了最受触动的教学工作问题。
“这个数字听起来高，一是因为我们用英语教学，好多学生跟不上，如果不试验英语教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二是入学头两年不分专业，上统一的数理化生基础课，这样好处是明显的，容易使用交叉学科，但有些课对有些学生可能太难。这些都是教育改革的阵痛。”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曾有一名大一学生做过调查，发现近9成的同学反映“学得累”，其中有一半人还认为自己实际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从课程表看，南科大一年级学生一周有30多节课，且大部分都是专业基础课，加上课外学习，每周的基本学习时间需要60至75个小时。
一二年级安排密集的基础课，三四年级再分专业，这种“2+2”的培养模式被朱清时称为成功经验，但早期曾参加教改班工作的一位老师称：大一大二不分专业的做法也带有某种“救急”的性质——教改实验班招生后没有规划，没有搞清是否建院系，也没有设任何专业。
2011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江志斌曾被请到南科大帮忙设计培养方案，但不久便离开。他当时也提出前两年不分专业。“这样设计，一是因为宽口径，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选择机会；二是当时连专业都不知道，只知道是理工科，没法做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江志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即便采用“2+2”，如果没有事先的规划，前两年的基础课如何与后两年的专业课衔接，依然是很大的难题。“专业课老师都说，这门课已经在专业基础课上讲过了，但是其实之前没有上过。”一位生物学系的教改班学生说。
记者了解到，在高攀的不及格率面前，为了让学生们顺利毕业，校方不仅请授课老师进行了调分，还更改了一系列制度，包括：不及格的不算学分，选其他课即可；学分要求从最初规划的160学分改为120学分。
但这一学分的更改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发布。一些系的培养方案，仍然是按照160学分来设计的，这在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当然，并非所有人的成绩单都难看。在南科大，有约1/3的学生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评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高，成绩令人满意。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频繁旷课。有教授反映，第二届学生的部分一年级课程已经有1/3的缺勤率。
“旷课确实比较多，实际上是学生觉得听课收获不大，因为自学能力很强。”朱清时说，“我们不鼓励学生自学，因为没有经验，自学不如上课容易跟上。对于学校来讲，与世界接轨的做法是，不在乎你听不听课，在乎你考试及不及格，只看结果，是否掌握知识。”
对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一位南科大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学生本人的态度问题。“我认同朱校长说的，提供最好的环境和资源，真正能受益的可能只有15%。”
但有老师认为：倘若是这样的产出比例，与深圳市的投入不符，遑论用自己的前途支持教育改革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此外，曾在多个场合被宣传为南科大学生管理特色、本应在督促学生学习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书院，近来已经“空心化”，没有实质活动展开。学校网站上的相关描述是：“书院是南科大全面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致力于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多维度成长，在课堂之外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丰富的兴趣活动。”但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生和老师均表示，目前的状况离这样的描述还差得很远。
在公开介绍中，南科大曾提及“书院师生同住一楼，学生可以随时得到老师的指导”。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实际情况是学校目前可用建筑有限，教师公寓和学生宿舍不得不设在同一栋楼。
“现在只有小部分老师住在学校里面了。因为学生老师都变多，住不下了。”一位教改实验班学生说，“大一的时候高数老师住在学校，课余时间帮我们解答问题。我现在很少在非工作时间问老师问题。”
此外，书院与新成立的学生工作部之间也存在分工不明晰。“如果有书院，学工部是干嘛的？”一位学生问。
“教授治校”的困惑
比“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吸引人目光的改革目标，是朱清时甫一上任便提出的口号：去行政化、教授治校。
朱清时本人因这样的理念获得了许多荣誉。例如，在2012年某网站举办的“中国好教育”盛典上，朱当选“中国好校长”，理由是“带领所有南科大人，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为使命，拉开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大幕。”
南科大进行了教授治校的尝试。目前，南科大设有教授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外滩画报》的报道说，在会议上，所有教授的声音都被充分重视，大大小小和学校有关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即便是“食堂菜太油腻”这样的声音，也可以提出来，找食堂负责人来询问。
不过，这一委员会的作用也受到了不少质疑。“教授会成员太多，所有教授都是其成员，上百人在一起如何真正有效地讨论问题？” 一位南科大老师说，“何况里面围着某个人抱团的多，自治效果有限。”
“成熟的大学教授会一定是代表而不是全体参加，这个机制可能会改进。”微纳材料与器件系教授程鑫说。
“教授治校”的效果也取决于领导团队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多位南科大老师透露：南科大的学术副校长迟迟未能到位，这给科研和教学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学校在人才引进、科研资金分配方面尚缺乏成熟的规章制度和一套科学、公平的程序。
一些教授开展科研所需要的人才团队，没有正常的评审机制来决定是否引进，因此被人为地阻拦在校门之外。 还有一些老师迟迟无法获得启动经费，学校科研经费的分配也缺乏一套科学、公平的程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在调研南科大的改革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教授怎样治校？程序在哪里？若初创时教授结构不健全，又如何能治？”
袁主持撰写的调研报告发表在2012年第3期《改革内参》上。这份报告指出了南科大在内部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校领导团队组建不畅”。
南科大网站上的“学校领导”栏目中，除兼任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朱清时之外，仅有三人：一是任党委副书记的李平，他从市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而来；二是在“公开招聘正局级副校长”中被选中的覃正，他从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的任上加盟，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被安排分管后勤；三是曾任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如今被任命为秘书长的董朝君。最被看重的学术副校长，一直未能到位。
“办一所改革的大学，没有得力的助手和完备的团队怎么行？刘备都有关张两个支柱啊。”袁绪程说，“朱清时一个人的视野、阅历、学识是不够的，缺的东西需要有团队来弥补。”
在管理团队方面，朱清时采用的弥补方式是：选用老部下——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人员担任学校中层领导。目前，南科大的后勤、财务、学生工作部负责人，以及教学工作部前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兼职负责人均来自中科大。
南科大校内的行政化也依然存在。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党政办公室的一份文件需要三个人以上批示。一封发给校长信箱的邮件，往往需要党政办副主任、主任批，然后再交由校长批。
理事会尚未做实
在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中，理事会是重要一环，它是对改革公办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探索。
从2011年7月成立以来，南科大理事会迄今只开过两次会，未能达到设计中的每年两次。据悉，2012年5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由于组织时间仓促，多名理事未能到会，另有多名理事委托代表参加，本人到场的只有约半数。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理事不能不理事，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做，若挂名则不行。”袁绪程说。
曾有媒体报道称，南科大首届理事会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实际上，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理事会共有24名理事，其中来自政府方面的9人：吴启迪、王穗明、吴以环、魏中林、王敏、王璞、乔家华、徐安良、郭雨蓉；来自企业的7人：马蔚华、马明哲、王传福、王石、陈峰、任克雷、陈志列；来自教育界的6人：李未、李延保、吴家玮、钟秉林、谢绳武、刘彭芝；此外还有来自校方的朱清时和李平。第二次会议上，又增补了来自校方和教育界的唐叔贤和张翔作为理事。
作为公办大学中的新鲜事物，南科大理事会的运行规则尚未得到足够的细化。理事之一、深圳市人事局局长王敏曾表达这样的疑问：理事会的权限是什么？运行的程序和规则又是什么？它做出决定的事项，应该怎么执行？
“理事会要做实，不能一年一次会议，南科大筹备的时候，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多开会，甚至一个月都要开一次会。”袁绪程说。
另一名理事、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南科大的发展非常快，有许多事情需要经常性的决策，即便达到章程中规定的一年召开两次理事会，也可能跟不上决策时间的要求，因此应设一个“常务理事会”的机制。
实际上，为了保证理事会不沦为橡皮图章，理事会章程中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例如：理事会应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学术规划、财务、人力资源和基础建设。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市长、理事长许勤也曾在理事会上提出，要完善理事会的整个运营机制和相关的机构，包括尽快建立专门委员会，形成和各理事成员及时沟通的机制等。
目前，这些机制依然欠缺，前两次理事会所作出的决议，有不少都未能如期落实，甚至至今没有落实，如成立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和专委会、制定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校园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完成大学章程编订等等十几项任务。
问责与自治如何平衡
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理念的核心之一，这一理念在《南科大管理办法》和《理事会章程》两个文本中都有所体现。但在具体实践中，仍有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作为公办学校的南科大，和作为主办方及全额出资方的政府，各自的权限边界究竟在哪里？
2007年8月，南科大在筹办之初，就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并获通过。其中提出：要办一所规模在15000人的理工科学校，以适应深圳市对人才的需求。但是，朱清时上任后调整了办学思路，坚持做小规模的学校。他甚至曾公开提出，规模要控制在千人左右。
分歧之下，南科大最终选择的方向更接近朱清时的方案，政府最初的办学方案被完全搁置。
一些内部人士认为，政府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与对专家的尊敬乃至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微妙政治环境不无关联。2009年6月，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其后，南科大筹备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组长已是第二任——时任代市长的王荣。在刚刚剧烈震动的深圳官场，官员们言行谨慎。
记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到，与此前很多人的猜测不同，市政府在南科大办学过程中并未设置障碍，反倒显得“谦让”。市委书记王荣在2012年7月会见南科大顾问委员会成员时曾表态：深圳是非常注重民智的城市，政府愿意把“怎么做”的空间让给专家、民间和社会各界。
但是近来，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一些改变。几位与政府频繁打交道的老师都有这样的感觉：政府的支持力度似乎在减弱，协商的难度在增加。
从南科大网站的公开信息看，学校前年规划了9个科研平台实验室，去年计划首批完成4个。然而，目前正在推进的顶多只有1个半。这也就意味着南科大校内没有科研项目在运行——即便有的老师手头有项目，也往往是采取与其他学校合作的方式，在其他学校的平台上进行。用微纳系副教授唐斌的话说，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动用之前的关系”。
在平台建设滞后的背后，正是政府与南科大之间的不信任感逐渐增强。“市政府的投入很大，目前已经超过10亿元。投入大了，政府自然要确保自己的投入是正确的，需要考虑得更多，疑虑也更多。”梁永晔说。
新校区基建方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曾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疑问：究竟要怎么建设？要选哪些学科？要建哪些实验室？建什么档次的实验室？由于规划迟迟无法拿出，基建方只能按照毛坯房建设。
政府审批实验平台的速度也在变慢，要求反复论证。“其实一开始市里这些单位都蛮支持，但后来会让你反复论证，一次论证不行，要二次论证。”一位跟政府官员有接触的南科大老师说，“这是因为学校在实验室筹备方面有一定瑕疵，比如要购买很贵的设备，但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过程，没有国际国内同行评议，这就让政府部门觉得你很草率。”
“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我们刚刚及格，还有好多好多路要走。”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用百分制来评价南科大实现办学承诺的程度，他给出的分数是65。
“让南科大更好地独立发展，社会不要加它太大的压力。”南科大理事、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改革，我很赞同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所说的：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事实上，关于“何为教育规律”的争论曾在南科大内部爆发。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6月报道“南科大内忧”，当时朱清时与三位港科大教授争论的核心正是：学校办学应该首先经过严谨规划，还是应该抓紧时机招聘招生？
被南科大视为榜样的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9月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开会，1988年9月创校校长吴家玮上任，筹备三年后于1991年10月正式开学，其时已初具亚洲一流的气象。
对比之下，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南科大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港科大。
与朱清时上任的2009年相比，眼下的南科大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2012年香港本科“三转四”，这意味着香港最主要的八所大学师资队伍要扩充20%-25%；2013年底，澳门大学横琴岛校区将启动，规模是老澳大地域的20倍，招生规模也会增加；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学进驻深圳，北大和哈工大的深圳研究生院将招本科生，珠三角的竞争已经很激烈。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也都给南科大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不过，无论从哪一方的利益出发，南科大的改革都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继续前行。正如袁绪程对记者所言：“南科大的改革旗帜不仅不能倒，而且要高举，深圳市有这个条件，况且已投入了这么多，不容易，相信也希望它能办成新型的现代大学。”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今年4月下旬，作为主办方和出资方的深圳市政府曾派出调研组到学校详细了解情况，重点考察了前两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工作。第三次理事会预计将于不久后召开——这一次理事会能够做出怎样的决议，能否恰当处理南科大遇到的难题，厘清自治与问责的关系，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南科大未来的走向。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7月4日，此为编辑之前的版本，非见报版本）
南科大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访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在2007年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办公室，成为首批成员之前，韩蔚长期在深圳市教育系统工作。如今，韩蔚是开创筹备办的6人中唯一仍然留在南科大的成员。
南方周末：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市和高等教育圈的一些人对南科大提出过尖锐的意见，甚至有人觉得“南科大对深圳、对高等教育改革没有什么贡献”。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韩蔚：这种观点的确很尖锐，也确实存在，但我个人认为，南科大对深圳市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还是有它独特贡献的。
首先，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创办南科大，用以弥补深圳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上的不足，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对这个城市有历史责任感的表现。事实上，筹备初期对于是否要办南科大的争议很多，但是经过6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听到这种争议越来越少。
南科大建设的六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6月至2009年8月是基础准备阶段，《办学方案》论证、征地拆迁、校园规划设计等工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了基础，以全新方式遴选校长的工作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2009年9月至2012年4月是学校申请办学资格审批、学校内部管理和教学工作初期运行阶段。之后学校进入正式办学阶段。
南科大是深圳举全市之力建设的重大项目，很多人很多部门都参与、支持和帮助过南科大的建设。当然，我们在办学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它的贡献。
2010年教育部派调研组来深圳，对南科大初期筹办工作调研时，就充分肯定深圳在筹建南科大的过程中，直面当前国内高等教育重大难点、热点问题的思路和勇气。在整个创办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以自觉的改革思路规划学校工作，做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
现在回顾最初（2007年10月通过）的《办学方案》，依然可以看到它充满了创新的精神，因为我们希望做一所新型的大学。这种改革创新的意识和一系列改革的举措，还是给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动力的。
南方周末：这种创新具体有什么体现？
韩蔚：体现在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理性应对，尤其是制度创新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首先就是依法治校。比如我们在筹备初期就充分研究和借鉴了国内外很多大学的经验和教训，特别重视法律先行、依法办学。为了保证这所新大学一开始就有法可依，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制订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这是非常独特的创新举措，这部政府规章必将是未来南科大条例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这也体现出特别清晰和强烈的“依法治校”信息和思路。之后制定的大学章程也是一样。媒体和公众通常总是对实践中的一些特别事件感兴趣，可能把依法办学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忽视了。
第二项主要创新是在对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探索方面。我曾在很多场合和大家交流过，我个人理解南科大改革承担了两方面使命：一是通过探索开展高教改革，另一方面是作为事业单位试点法人治理改革。这些是南科大诞生的时代背景决定的。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已经20多年了，在新时期如何发展出更加有效和科学的高教治理结构一直是热点问题。在遵循《高教法》的前提下，我们在法定机构建设的语境中，建立理事会，尝试协调好理事会、校党委、校长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的探讨也刚刚开始，还不能过早地对这样治理结构的改革做结论。目前国内公办大学，部分设有理事会的，也基本上做的是咨询、顾问、基金会等业务，属于学校的辅助机构。南科大的理事会是作为学校决策机构的理事会，是国内公办大学进行探索的一个真正有效的理事会。我们期待这种制度能够慢慢调整，使中国的大学管理逐渐改变目前单一的状况。当前我国的大学管理实行的是国家和省统一两级管理，人事、财政、发展规划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和学校形成垂直的关系。而像南科大以及深圳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学都存在由市各职能部门直接对接学校工作的问题。改变之后，大学就不会变成要对应很多行政机关的行政体制，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做去行政化的尝试。
但是这的确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不一定能很快实现。因为是初步的尝试，困难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是带着责任感进行的一种探索。我们的这些改革得到了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理解和默许。比如，我们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创新，包括遴选校长，在学校筹备期由校长兼任党委书记，在高考制度下的综合评价招生改革等方面，都冲破了国内高校的常规。
所以，归结起来，南科大是在想创新、想要参与大的教育改革这种想法之下做的。这应该是南科大最重要的贡献。
南方周末：创新的尝试的确不容易，比如说南科大想做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试点，但这项改革本身在深圳推进得如何？南科大做得怎么样？
韩蔚：事业单位改革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推动，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也需要看国家的大背景。南科大在内部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时候，最少走了两步。第一是市编办给我们下发了一个文件，允许学校可以自定岗位、自设薪酬，实际上法人自治的最基本政策已经有了，也在南科大部分得到实施。第二是南科大目前在内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聘任制。
但是这种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国内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根本的冲突，因为现在国内所有公办大学都是事业单位，除非我们从海外招聘没有事业身份的人，否则在人才引进方面就会有政策上的冲突。
因此，虽然我们有热情和勇气，也有制度设计，但是如果国家不推进这项改革，我们单兵独进是不可能的。南科大虽小，但各方面改革的脉动是和国家的改革紧密相连的，这也使我们自身产生了更强的责任感，摈弃实验的心态，要努力把试点做得更好。
南方周末：南科大改革的示范意义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效果如何。现在来看，南科大的改革效果不是很理想，大家可能会从结果导向上来做判断。
韩蔚：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改革的效果不理想一定影响示范效应。我承认南科大距离目标仍然很远。深圳教育圈的人看到的会更多，因为他们参加了早期的方案讨论、规划研究，对照今天的状况，会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远。这会让后来的人觉得：你们还有必要去做这个尝试吗？如果结论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最悲哀的，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更加封闭了，而且大家从此不再相信改革。正如教育部领导曾经说的，南科大的改革，大家都输不起。国家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朱校长也输不起。
我个人认为，当南科大脱离深圳市政府最早设定的办学定位和规模，调整为办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时候，它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就已经超过实际办学的意义了——因为它的规模已经大幅缩小了，已经不能像政府早期设定的那样迅速解决深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坚持制度上创新的想法，在制度创新上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这也是南科大的意义。关键是，不能迷失方向，不能忘记目标，否则就太可惜了。改革的机遇非常难得，把握好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专业是教育，又亲历了南科大建设的全过程，能否谈谈你对南科大前景的客观看法？
韩蔚：我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我的青春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因此深知深圳对这所大学的祈盼，和办好这所大学对深圳的意义。作为亲身经历6年办学艰辛历程的人，完全客观是很难的，因为如果不对这个城市和这所大学投入真切的感情，是办不好的。我对学校的点点滴滴都很看重，而且永远对学校怀有最美好的祝福。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深知现代大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的生长和发展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实验。一个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设计，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当我们思想高飞的时候，脚下更需要坚实。通过六年的工作，我个人认为我们在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和实践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要我们能在实际工作中以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按照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的定位和目标，注重内涵发展，注重实践理性，假以时日，南科大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7月4日，此为编辑之前的版本，非见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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