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世祥
八月廿八日是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發表「我有一個夢」演說五十週年。一九六三年當天，這位美國民權運動領袖在華府林肯紀念堂前階的演講，促使國會通過「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宣布所有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非法；金恩也因「在西方世界展現（民權）奮鬥得以非暴力進行的第一人」，獲頒一九六四年諾貝爾和平獎，時年卅五歲，是和平獎歷來最年輕得主。
「我有一個夢」被譽為廿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公開演說，針對當時在美國，尤其南方各州仍存在的公然種族歧視舉措，包括非洲裔等有色人種在公車、酒吧和學校等場合受到差別待遇，要求改變。金恩強調，公民自由平等，明載獨立宣言和憲法，南北戰爭之後林肯也簽署解放黑奴宣言，但一兩百年來，這些承諾仍屬空頭支票，黑人並未掙脫歧視和隔離的枷鎖，在自己故土家園猶如流亡者。
金恩呼籲現場廿五萬群眾，不分膚色、種族、宗教信仰，攜手合作，實現人人自由平等的立國理想，讓美國成為免於歧視而正義的樂土。發表這一「創造歷史的演說」，金恩於義正辭嚴中冷靜自制，公開宣揚非暴力的改革途徑，且向全國侃侃陳詞，動之以理想美夢。演說是當天華府「為爭取工作與自由而走」民權大遊行的一部分，前此的六月間，甘迺迪總統已向國會提出「民權法案」，金恩打動人心的演說，在民權運動發揮決定性作用，加上甘迺迪同年十一月被刺殺的衝擊，使法案在國會通過之勢不可擋。
「我有一個夢」動人有力，在於結合了林肯、甘地和耶穌三位偉大人物的精髓。金恩把黑人飽受奴役和歧視所生的怨懟與仇恨，昇華為社會集體的自由平等正義夢想，籲請國人一起促其實現，這是林肯的理想。金恩身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在演說中並未訴諸對立激情，反而寬容並蓄，柔情更有力，這是甘地的非暴力哲學。他籲請各方以同屬上帝子民和同胞骨肉，為自身與子孫共創自由平等的未來，這是實踐耶穌的博愛。有人描繪這一演說，「充滿林肯和甘地的基本精神與聖經的韻律」，最為貼切。
凱道25萬人 彰顯台灣人的夢
金恩的牧師身分，使他具備動人演說的特質，「我有一個夢」被視為修辭學的經典之作。他的宗教寬恕博愛情操，包括援引以賽亞書、詩篇等聖經章節，更增添「我有一個夢」的感人與格局。儘管建立沒有種族偏見的社會至今尚未完全實現，金恩的民權運動讓全民受益，他名列偉大的美國人，生日是國定假日。
五十年後在台灣看「我有一個夢」演說，有許多值得見賢思齊之處；特別是在首都台北，同樣是八月間，同樣有廿五萬人群聚凱達格蘭大道，為公民運動目標挺身而出，向金恩禮敬學習，更有必要。
公民運動 追求正義社會
首先，是「我有一個夢」。人人都有夢，金恩的夢，是人人平等自由的正義社會。台灣人的夢，有如最近方興未艾的公民運動所顯示，可以是軍中管理司法體制合理，徵收民地正當不濫權，也可以是免於核四災難，乃至於讓背棄民意的立委滾蛋。更基本的，台灣人的夢，從個人的成家立業，為飽受失業、低薪、高房價所苦的年輕世代開創新希望，到建構正常的國家社會，讓台灣免於外力併吞，都可懸為「我有一個夢」標的。
有夢雖美，如能力促其實現，才更可貴。美國雖民主大國，終止公然種族歧視隔離，要到金恩時才終於確立，其間另有甘迺迪等自由派的分進合擊，金恩以非暴力方式讓美夢成真，凸顯了公民運動在民主社會的正當有力。相形之下，達賴喇嘛以和平慈悲面對中國，至今仍未能讓圖博人民免於壓制；劉曉波以「零八憲章」要求民主，卻身陷囹圄。台灣雖處民主時代，執政的馬政府卻總是專斷獨行，這就注定了公民運動必須在維持自主性的同時，廣結社會力量，講求方法，才足以成事。
公民運動深具理想，理想本來就是力量的泉源，網路時代的資訊通訊，進一步提供了短期迅速謀合聚眾的能量，有利它突破封鎖，喚起更多公眾參與。但是，如何從烏合之眾蛻變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意，乃至於最終促成公民運動所要求的改革目標，仍是重大考驗。從阿拉伯世界到巴西、土耳其，近來都發生公民或中產階級革命，卻很少能只靠本身的力量帶來持久變革。從而，在欠缺金恩式的魅力領導人和宗教力量等要素，台灣的公民運動如何走出改革的新天地，值得有識之士於紀念金恩之際，認真探討。（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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