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九月七日晚，数万黑衣香港市民包围位于添马舰的新政府总部。
与金钟地铁站相距不过五十米的政府总部，此刻却仿佛遥不可及——几乎所有反国教运动的参与者都花了超过半个小时才抵达集会地点。仍在纷纷赶来的市民们讶异地发现，金钟站A出口地面层的海富中心商场平台早已水泄不通；数千人在夏悫道南侧的人行道上淤塞，等待通过一部手扶电梯、一部直升电梯和一部楼梯上到天桥，才能跨越这条宽约四十米的六车道快速通路，抵达政府总部。而另外一条路径，则需要下到夏悫道南侧的机动车辅道、向东逆行几十米、向南横穿数条机动车道、翻越一道铁栏杆，才能找到两百米外的另一座天桥，跨过夏悫道走到中信大厦，而后落到地面、接近政总。
这并不是半年前才启用的新政府总部第一次暴露其难以容纳公民运动的缺陷。
香港大学博士生李颖春起初对新政府总部印象不错：“建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形象，上面又铺了草地，据说是专门选择的品种，让人可以踩上去。”然而今年七月一日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大游行，却让她大感失望。下午两点开始在维园集合的游行队伍，直至夜晚七点才终于见到政府总部；在街道上阻滞了近五个小时的人群，又在夏悫道南侧拥堵起来，等待警察分批放行。“几万人的游行队伍突然停下来等红绿灯，这是多么可笑的感受？”更没想到的是，政府总部东翼门前的小广场迅速饱和——依照设计，这里的最多能够容纳两千人；而在警察指引之下依序前行的溢出人群，本以为能够进入添马公园聚集，却发现自己竟然一路走回了地铁站！哭笑不得的李颖春听到身旁的人也在一头雾水地纷纷询问：“什么？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游行就结束了？”
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游行，却最终失去了终点和目标。就读建筑系的李颖春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空间的物理尺度够大，但它的分割方式使它不具备公共性。”
反国教大联盟发言人叶宝琳则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第一希望群众能比较方便地来到政总，第二希望有群众聚集的地方，第三希望我们的示威可以reach得到政府官员。就这三点来说，新政总都是不够理想的。”
难以跨越的夏悫道
并不是只有李颖春想到从建筑学视角看待政府总部的公民运动。亲身参与了九月七日晚集会的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当晚便对政府总部的外部空间管理留下了“狭隘、自闭、贬损公民尊严”的印象。其后几日，他连续观察政总在非集会时段的正常使用，而后指出：政府总部在连接金钟城区与海滨区的行人交通上存在根本缺陷。“政府总部的宏伟造型象征着‘门常开’，但广大市民却很难走进来。”
当横贯港岛东西的夏悫道将政府总部与金钟城区彻底割裂，唯有靠地下与空中的行人交通设施才能将城区人流引入政总。咨询阶段的设计图中原本有四座行人天桥，除现有两座分别连接海富中心与中信大厦之外，另有两座拟建天桥连接至夏悫花园和商业核心区。然而完工后的政府总部，夏悫道上仅有孤零零一座O型天桥，仿佛一只庞然巨兽被扼住了咽喉；一旦出现人数众多的游行集会，必然造成人流阻滞，成为绕不开的交通瓶颈。
政府总部项目设计者、著名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表示，设计图中的两座拟建天桥是出于长远考虑，如有机会应当修建，只是需要与落脚点建筑的业主再行协商。而从地面直达政府总部已经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在先天的条件限制之下尽量做到方便。”
同样被快车道割裂城区与海滨的中环与湾仔区，除密集的行人天桥外，更借由地下通道来弥补步行无法直达的缺陷；但从金钟地铁站和巴士中转站到政府总部，竟没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穿过夏悫道。严迅奇告诉记者，设计中有在政府总部背面留出地铁出口的位置，但仍需政府与港铁公司协商决定。
然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交通事务委员会在2003年5月27日的“添马舰发展项目与公共交通服务”文件中称：“地底建有任何车站及铁路线路，都会对上盖的政府总部大楼及立法会大楼构成极高威胁，故此，一开始便应尽量避免这类地底的重大设施。” 这一决定也适用于未来的沙中线：九广铁路公司曾在沙中线建议书中提出将金钟转乘站设于添马舰南部的“政府、机构和社区用地”，亦即建成后的政府总部背面，但同样出于安全顾虑被政府否定。
朱涛则质疑政府的这一思路是否属于本末倒置：“添马开发，首要在规划上需解决的是城市意义上的金钟—添马地块步行的顺畅连接问题，其次才是建筑意义上的政府总部大楼的平面布局问题。”也就是说，理应由政府总部为地下通道让路，而非待建筑设计方案定型之后才将修建地下通道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尽管夏悫道上的一座天桥似乎足以满足平日里的人流需求，然而在政府总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结点附近，示威游行是市民常规的空间实践形式之一。因此，政府理应考虑到游行示威人流的步行便利性与可达性，而非将其视为一种非常态需求，只给予临时敷衍。
示威能量的分割与消解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项目协调员施德安是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研究者，根据他的观察，过去的游行路线有一个逐渐升级与积蓄能量的过程：“从维园一路走来，最后抵达旧的政府总部，中途不断有人加入；从皇后像广场开始的集会，也能够随着运动升级而向两侧延伸。现在，这种‘立法会—政府总部—礼宾府’式逐渐升级的情况不再适用了。”当一路高呼口号的游行者从维园步行前往添马舰，却被车流挡在“常开”的门前，俯首帖耳地等待上天桥或是警察放行，这无疑是对游行热情的一种戏弄与消解。
那么，海滨长廊修建完成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游行路线的一部分？
事实上，示威游行是个体能量逐渐积蓄成为群体能量的过程，势必要求人群与城市街道存在积极的互动。从维园出发的游行队伍，倘若一路走到海边，再沿海滨公园抵达政府总部，那么整个游行过程将会被海滨的高度干道隔绝在整个城市之外，失去与街道密集空间与行人的频繁互动，进而丧失一路积蓄能量、至政总到达高峰的可能。
而终于抵达政府总部之后，人群又被分割在政府总部门前（公民广场）、立法会广场及添马公园之间的小块空间里，中间被建筑阻隔，彼此难以交流呼应，甚至很难感觉到有多少共同参与者。面积最大的添马公园，并非直接面对政府总部大门；公民广场则难以容纳上万示威人士。李颖春对此也表示不可思议：“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居然没有一个让公民可以堂堂皇皇在政府总部前面集合的地方。”
据叶宝琳介绍，目前康文署并不允许租借添马公园，理由是海滨长廊尚未完工；而政府总部门前广场也仅限周日可以用来示威。“我们都觉得好惊讶，为什么作为政府总部的一部分，添马公园不能借场？政总和立法会广场只能容纳几千人，是不是以后上万人的集会都不允许？”后来，随着反国教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添马公园和添美道用于疏导人潮。事实上，九月一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的音乐会，也是在违反公安条例的情况下擅自转移的。
对此，严迅奇告诉我们，政总的设计过程中有充分考虑到群众集会的空间：“很明显，政府总部一定要有场合给人表达意见，有时是示威，有时是庆祝，所以前面的大草地可以给人聚集，来表达不同的情感；政府东翼前面和立法会的广场也都是示威区。至于怎样控制和开放示威区，这个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就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了。”
事实上，新政府总部对社运人数的容纳度是远胜过旧立法会与旧政府总部的。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指出：“空间设计与政治体系密切相关，殖民政府恐惧市民进行政治动员，就会有意识地压缩公共空间。以前礼宾府旁边就是一条马路，是没办法集会的；政府总部也被围栏围住，没有空间让你进去；立法会外面的皇后像广场，大部分空间是水池和花草；西环的中联办门口，小小的空间也种了花。现在的政府总部，空间虽然零碎，但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总聚集的人群，能够被看到、被听到吗？
叶宝琳认为，原先示威者只要有一万人就可以包围立法会，确保议员听到市民的声音；而如今没有五六万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庞然大物包围的，这大大提高了集会中群体效应的门槛。此外，由于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都有独立出入口，民众无法与他们形成实质交流。“好像面对荒山野岭，处处高墙，官员都不知道从哪里出入；你在外面喊他们也听不到，在门口等他们又不会出现，到底这样示威有什么意思呢？”
严迅奇坦然承认，这在设计中是有考虑到的。“我们的想法是，市民从金钟走到海边，尽量不要影响政府的运作。例如市民能够看到立法会大堂和餐厅，跟议员会有视觉上的交流，但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设计而言，各方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不能混乱，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如果想要方便民众和记者进入，在管理上肯定做得到。”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为满足立法会的要求，餐厅一侧还是被水泥高墙挡住了。很少有人发现，那一堵光秃秃的白墙之后，竟然还藏着一角荷花池。
反国教：政治空间的活化
起初，在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反国教集会现场，音响设备的安排尚不完善，各个角落里都有许多参与者听不到来自主舞台的声音。此时，人们架起了小小的麦克风，各自围成一圈，唱歌、弹琴、谈天；也有人带来数台投影仪，将高大而冷漠的水泥墙转变为鲜活的画面。
集会参加者、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易汶健如此描述：“在户外草地办音乐会，气氛极好；公民广场虽窄，但人们可以在后面的马路就地坐下；升降机外面的玻璃变成了民主墙，贴了不少海报；有些空间上方有遮蔽，也更适合搞多样化的活动。”
面对这种场景，叶宝琳为之动容：“这种感觉是组织者做不到的，要靠参与者主动建立起人与人的沟通，效果也更加感动和有趣。”
曾任香港大学建筑系执行主任的美国建筑师Jonathan D. Solomon认为，政府总部与城市的割裂确实很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筑上，但香港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与活化能力也令人惊叹。”在香港，市民与地面的关系耐人寻味。添马政府总部原本可以与城市连结得更好，但考虑到最近发生在这里的反国教运动，我要说，它模糊的空间安排反倒为公共领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不同寻常的场地。“在行动升级的过程中，市民克服了空间对运动的限制，逐渐占据了原本不被视为示威区域的场地，最终对“门常开”形成包围之势。
香港文化评论人小西则指出：“人文地理学中有一对概念：‘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或许可帮助我们把握新政总落成以来在空间上的意义转化。简言之，当人们通过命名或活动赋予‘空间‘以意义，冰冷的‘空间‘就成为了具人气的’地方‘。”就此而观，学民思潮发起的占领新政总行动，具有点石成金的意义。“在新政总门口聚集的市民并没有抵垒即散；与此相反，他们成功占领了新政总门外的马路、立法会门外的空间以及添马舰公园，以身体改变了空间的意义，将‘空间”变成了‘地方’。9月1日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上，当压轴的达明一派面向’门常开‘唱出经典歌曲《天问》时，高高在上的新政总跟市民之间的强烈空间对比，颇具戏剧性地突显了官民的对峙。可以预计，新政总的公共空间将会由此转化，类似的行动将会陆续有来，学民思潮的占领行动变相成为了新政总的‘开光‘仪式。”
叶宝琳也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活动发生在这里。记忆和经验是要逐步建立的，无论多么冷冰冰的建筑，也可以被人的行动活化起来。”
然而，尽管市民具有活化建筑与空间的能力和意愿，但作为一个标榜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香港的城市空间设计，仍有其天然不利于市民在地面上行走的缺陷。“门常开”，却开向了大海；真正供香港市民日常出入的门，却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隐蔽后门。而这一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政府总部身上。
悬在半空的政治空间
“政府总部体现出一种心态，那就是政府非常漠视市民在地面上步行的意义。”朱涛忧心忡忡地说。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在其名篇《漫步城市》中指出，感知城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高点整体俯视城市，另一种是走入街道、体验城市的机理和质感。行走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赋予市民选择与转化空间的权力；而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特别单调的城市规划。能够在地面上行走，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政治权利。
密集的城市街道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人在道路上的行走，不是简单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交通，而是一个过程。而越来越多的狭窄天桥与吞噬着街道的庞大商场，正在抹杀这个过程的涵义。小西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夹击下，香港的城市空间是愈来愈干净，愈来愈单一，愈来愈中产阶级化或曰’仕绅化‘。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不再是生活的空间、游戏的空间、市民交流的空间，消费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活动，用国际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的话来说，那是奇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中的更彻底的‘异化’。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刻薄却一针见血的描述曾引发美国城市规划的整体转向：“……市政中心除了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标准化的连锁店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漫步的人；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下，掩盖着商业和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而在香港，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一切仍是以效率为先。
香港市民对空间的活化是自发而灵活的，他们创造性地以个人和集体行动赋予死空间于活力。然而更大尺度上结构性的城市规划危机，若指望市民凭其个体力量的汇聚来来全面克服，未免太过浪漫。当城市的大片地面步行系统在规划层面遭到破坏，从而形成结构性的创伤，要想靠市民在局部自发“活化”，几乎不再可能；唯有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转变，才能挽救逐渐消弭的城市街道，以及市民在地面上悠然行走的权利。
朱涛指出，“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一下子批几十个街区给开发商，导致街道被吞掉，形成一个商业中心，人都从地下和天桥走，很难从地面通行；从地下一出来就进了商圈，街道文化就被毁掉了。产权归开发商，一切设施就都是商业逻辑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城市规划法规上严格限制街区尺度，保证公共街道的网络密集程度。“就像曼哈顿的规划法规一样，开放商不得利用庞大楼盘覆盖多个街区——这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语
悬在半空的，是建筑，是空间，是市民行走的路径与政治实践的权利，也是技术官僚不接地气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五十年代的城市更新运动，简·雅各布斯曾有一句赤裸裸的批判：“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却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秩序。”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反国教运动迅速建立起的集体反抗记忆，已开始将悬在半空的“门常开”拖回地面；而悬在半空的香港政治空间如何才能踏到实地，将是摆在官员、建筑师与普通市民面前的一道更加艰难的议题。
（本文原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第27期）
（刘冉：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