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 返璞归真习仲勋的历史功绩

作者：冯崇义杨恒均

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他最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是他在风烛残年的反思觉醒与返璞归真，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当时业已走火入魔的政治文化，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受难民众开辟生路、为遭受政治迫害的耿介之士仗义执言。细数中共领导人，他无疑是从思想与行动上都最开明的一个。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习仲勋堪称广东改革开放与深圳特区的“总工程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纷纷改旗易帜的“苏东波”，标志着使人类付出惨重代价的共产主义实验在国际范围内落下帷幕。不过，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宣示的一些崇高理想，一大批最求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人们，曾豪情万丈地卷身到这一运动之中，历尽荣枯沧桑、世态炎凉。这些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况味，发人深思。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的开篇中重复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启蒙运动最核心的观念是人道和理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原初是以人道和理性为基础的，它与启蒙运动一样，相信思维着的人类个体有能力和权利对是非善恶、真伪美丑做出道德判断，推崇人类生命的尊严、推崇人类个体的理性思维能力、推崇人类理性对一切教条的戒备和存疑。

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因为过分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而陷于偏颇，但他们是在承认共同人性的前提下谈论“阶级性”的，他们所向往的是克服异化和阶级偏见之后的人性复归。不幸的是，马、恩的学说在他们尚在人世的时候就已被他们的追随者们转化为违反理性的教条和蒙蔽心智的迷信（马克思为此而宣布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盲目地以“阶级性”否定人性，在世界范围内上演一幕幕残忍凄惨的悲剧。

习仲勋是在历尽荣枯沧桑之后终于在悲剧中觉醒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尽管他在觉醒的路上没有走得像陈独秀、李慎之等几位领导人那么远。中国思想学术界注意到，中共在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一批“两头真”人物。李慎之等这些‘两头真’的人物，有着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人生三部曲。第一步是在年青时代迷上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理想和诺言而投奔共产党，贡献自己的宝贵青春；第二步是发现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权势对诺言的叛卖，并在试图劝谏党国领导纠偏补漏、兑现诺言的过程中遭受意外的打击和挫折（往往不止一次打击和挫折，如邓小平、习仲勋等）；第三步是在晚年终于醒悟到今是而昨非，迷途知返，将政治民主化作为中国的救时之方”。习仲勋和李慎之一样，也是在晚年走上人性复归之路、获得新的深沉和分量。为我们积攒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习仲勋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对毛泽东党中央曾有“救驾之功”，中共建政之后上调中央，1959年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9月，毛泽东、康生等人无中生有，诬指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撤销习仲勋副总理职务。随后习仲勋被安上“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被流放、劳动改造和监管达十六年之久。习仲勋以载罪之身不断受到迫害，家人也跟着受难，在对人生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中逐渐对“革命”产生了严重怀疑。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得到平反昭雪，复出政坛，为纠正中共的罪错贡献劫后余生，留下一片灿烂的夕照。

习仲勋在晚年真正活出人生精彩，有两项壮举使他青史留名，一是带头引进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一是辅佐胡耀邦追求自由民主并反击政治迫害的恶习。习仲勋复出政坛后1978年4月被外派广东，1978年12月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于1979年1月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这一重要的封疆大吏任上，因为有机会耳闻目睹广东民众为追求自由富裕的生活而蒙受苦难，习仲勋以良知战胜害人的教条、勇敢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

东德当年偷越“柏林墙”的翻墙英雄们的光荣业绩，在东欧重返人类文明大道之后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和称道。同样悲壮、而规模大得多的广东民众偷渡香港的业绩，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实是，正是那些“偷渡客”的血和泪，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纳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经济特区。习仲勋主政广东之初就听到汇报，粤港边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偷渡客”，很多人被中国边防军当场击毙，很多人被抓回来反复批斗或投进监牢。

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中的人们为什么要冒死投奔“资本主义地狱”？习仲勋带着疑问到粤港边界实地考察，发现“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血淋淋的事实和鲜明的对照唤醒了习仲勋心底的人性和人道。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尊重民众自己的选择、尊重中国民众对自由和富裕生活的追求，而是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漂亮口号，却不能“以民为本”，用暴力剥夺中国的求富机会、剥夺那些追求自由和富裕生活的鲜活生命？莫非被马列主义原教旨思想毒害的心灵已经麻木？莫非中国领导人已失去良知？

正是对这些简单那问题的思考，习仲勋终于以人性战胜党性、以良知和常识战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思想”、“主义”的教条，不再怕犯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弥天大罪，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庄严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

习仲勋更能展现其人格魅力的壮举是敢当独胆英雄，与位高权重的“老人帮”翻脸、为胡耀邦打抱不平。80年代，习仲勋又一次上调中央，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业。1981年习仲勋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并于1982年升任政治局委员。作为一位痛定思痛的受难者，习仲勋在这些位置上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尽力，成为胡耀邦谋划政治改革的主要盟友。胡耀邦等人所谋划的政治改革，给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带来了新气象，却得罪了专制顽固势力。最终导致这些顽固势力为了自私的利益迅速联手起来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一直以来，中共主导的政治迫害，素来非常残酷。连文革后期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都将之描述为“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面对这台绞肉机，中共高层几乎没有人敢于起来与之抗争，为被害者辩护。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曾深深感慨，耿介之士彭德怀因上书反对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而得罪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备受冤枉，中共中央委员会那么多知道内情的大员故旧竟然没有人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而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顺着最高当权者的意愿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和传统之中，习仲勋敢于持守人间道义的义举，就显得特别珍贵。1987年1月，在对胡的“民主生活会”上，被邀参加会议的大员唯有习仲勋一人拍案而起，怒斥党内一些不法、违规之事，他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上演《逼宫》戏、毫无规矩地在生活会上决总书记的去留问题？习仲勋的质问落地有声，虽未阻挡事实产生，但如今看来，依然掷地有声，让我们忍不住追问：中国何时能够告别好人挨整的政治机制、建立更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与法治？

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是纪念他早年怒发冲冠，为苦难中国揭竿而起闹革命；是纪念他执政春秋中，不畏强权与强人，不计个人荣辱；是纪念他晚年反思觉醒，为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拍案而起；我们纪念他“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更是纪念他认真反思党和国家之路，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勇于对党和执政者所做作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也是警醒当政者：要时刻约束公权力，始终把人民放在执政者与执政党之上，广开言路，共创未来。

冯崇义杨恒均于20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生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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