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张鸣的评论称：“薄案之所以出现，固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是一个契机，但即使没有这个过于戏剧化的事件，薄熙来现象或者说薄熙来事件，其实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没有人会否认，所谓的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熙来现象，带有浓重的表演性质，薄熙来通过媒体的运作，把自己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特别耀眼和有争议的政治明星，而争议本身，恰好能最大限度地博人眼球。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领导模式，在此前中共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薄熙来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要搏一把，以一种速成和非常规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料定，中共十八大薄熙来肯定会入常，甚至还有人预料他会进一步谋取大位。这样的猜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此番换届之前，中共就已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继承危机”
张鸣被视为中国著名的中生代自由派学者之一，现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薄熙来事件，他有深刻的观察。他认为：“实际上，作为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在权力上依旧是一个帝制的结构。但尴尬的是，这个国家却无法按照帝制那样实行权力交接。单一血缘家族的权力传递，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只能依靠权威指定。”“在毛的时代，接班人凡三易其主，每次都伴随着动荡。邓时代，也是三易其主，同样伴随着政治动荡。其动荡幅度，甚至比毛时代还要大。”。
张鸣分析称：“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进入后威权时代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呈现出权威递减的现象。严格地说，邓以后就没有全党认可的权威了。可以说，胡锦涛是中共权威指定的最后一任领导人，胡以后的继承问题，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靠几个大佬协商，然后权威指定，实际上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换言之，中共的继承问题，有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显然，中共十七大以后，这样的危机并没有缓解。在整体缺乏权威的情况下，预先确定接班人，以‘预立太子’的方式息争，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服气。所以，我们看到，薄熙来横空出世了。”
张鸣接着分析称：“在当时，党内党外的许多人，其实是看好这种以‘政绩’搏大位之举的。一方面，中国多年的高速发展，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官僚机构尾大不掉，以及民生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寄希望于政治改革。但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貌似不需要政改，只消以毛氏的铁腕统治和运动式治理，再加上一点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假象。在重庆，虽然没有文革式的大民主，但实在存在着官不聊生的现象。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重庆的民生问题，也的确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一时间，重庆模式在中共党内甚至民间具有很高的声誉。另一方面，没有权威的权威指定接班人方式，的确问题多多。人们也厌倦了以往四平八稳，满嘴官话的领导方式，薄熙来这种全新的、张扬和个性化的风格，很让人们向往。”
张鸣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薄熙来现象被中止了。但是，这个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共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并不会因为最高层位置的确定而宣告结束；内部的纷争和动荡，还在发酵。中共十八大之后令人反常的持续高压维稳，最大的可能是高层的问题。跟当年审判四人帮不同，此番审理薄案，政治问题完全被抛开。但是，薄案留下的政治问题，却作为隐患依旧存在。今后的中共政权，无论乐意与否，都必须得正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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