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布最新一期《尼曼报告》，聚焦中国政府对媒体、尤其是对新兴网络媒体的审查和控制，推介反审查方法，反思中外记者对华报道的责任。
（德国之声中文网）逾十位中外知名媒体人为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The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 University）的最新一期 《尼曼报告-被审查》撰文，从不同角度勾勒天安门事件25年后中国新闻业的现状。报告的封面图片是一桶康师傅方便面。期刊中收录安妮-汉诺乔维斯的文章《躲避”真理部”》，提到中国网民不断创造各式方法绕开审查制度，如用”康师傅”或”方便面”代替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随着外媒报道逐渐对中国国内造成影响，中国政府在对本国媒体监控的同时也想法设法 对外媒施压，手段之一就是拖延或拒绝给那些触及”敏感”话题的媒体发放签证。前路透社驻华记者 慕亦仁（Paul Mooney）去年的签证申请就被中国当局拒绝，这名曾在北京从事记者工作长达18年的资深记者在期刊中发表文章《命令与控制》，描述了中国国国内媒体的糟糕境遇和外媒记者面临的监视、骚扰和恐吓，并指出”恐吓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一些中国最知名的记者和作家都开始沉默起来，有些人甚至离开祖国。”
外媒的挑战和责任
凭借对中国高层腐败的调查获得2013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撰文《追踪钱的线索》，他认为介绍适用于美国的调查报道原则也适用于中国，发现前总理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不是偶然，他预测在未来十年，会有更加多的中国领导人隐藏财富的报道，因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国际化，隐瞒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越来越困难。……涉及中国企业的调查性报道也不再容易封锁。”他在文章最后也驳回了有关自己从温家宝政敌获取文件的阴谋论，他称其只是追踪钱的线索，”拨打了一些总理亲属的电话。出乎我意外，他们没有挂断。”
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则深感外媒记者肩负重任，他引用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于1948年说过的话：”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 在欧逸文看来，六十五年之后的今天，费正清的话已悄然应验。欧逸文认为外媒记者始终面对着记录记忆的工作，而这些记忆一般是他国国民在环境或强权逼迫下不允许自我记录的内容写。他写道：”我们报道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出围绕着中国有意成为世界新势力的价值观之争。这是一场关于真理、责任和权力定义的无休止辩论。”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财新传媒编委高昱和2013年度尼曼学者邓瑾也在其文章《控制信息，控制灵魂》中提及类似观点：现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说是最好的黄金时期，因为重大新闻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但由于审查无处不在，也是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他们在文中介绍了中国的媒体审查制度是如何进行的。《南方周末》前常务副主编、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主任钱刚发文《关键词的秘密》，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推介以在线和数据库搜索作为报道手段。
财经杂志原副主编、透明国际2013年度清廉奖获奖者罗昌平撰文《科技、透明度与传统媒体》，介绍微博和微信如何打破信息垄断，他断言：”社交网媒已在颠覆中国新闻业。从某种程度上讲，微博带来了言论自由，微信提供了结社自由，强势代替受到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成为舆论主战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则描述了” 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财新传媒主编、07年刘易斯·莱昂斯新闻责任与正义奖得主胡舒立撰文《商业与腐败：中国传媒业经历转型》，阐述了关于商业化独立新闻机构的洞见。《南方人物周刊》主笔、2014年尼曼奖学金获得者杨潇则在其文章《道义风险》中反思”中国记者用来表达他们意见的语言戏法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审查吗？”，他在文章最后呼吁：”对权力说真话是媒体存在的理由，中国更应如此。”
哈佛大学的尼曼基金是全球历史最悠久、也最知名的针对在职记者进修奖学金，历年已有愈千人(包括中国记者)获奖。尼曼奖学金获得者、尼曼研究员、资深记者们共同撰写《尼曼报告》，定期对新闻行业的现状进行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