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程恩富 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可能性和走向均与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实际上都渗透在或者说反映在下列七大社会思潮之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中性概念，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也算其中的一种思潮。

　　 一、六大社会思潮及其评析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在发生作用，也常常会涌起各种新流行的、或旧思想经过包装的思想流派，在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也不例外。当前典型的传统思潮主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等流派;在包装过的思想流派中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最为典型。相对而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的盛行，更反映出思想界斗争的激烈化。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思想流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三个化”。

　　 第一，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金融、贸易和投资等一切都自由化，让私人垄断集团及其寡头自由掌控国内外经济、媒体、教育和政治等。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为了达到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目的，他们同时主张小政府、弱政府。当然，我们也主张小政府，但是要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国家的功能作用要大，人大政府的作用要强。比如中国现在党政部门太大，应该实行大部制，应当大大地压缩党政部门，这是笔者20年来一贯的主张。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人员要少，机构要小、作用要小。无论是打着改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名义，新自由主义都避免不了其理论所固有的原始的、简单化特征。[1]57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希望垄断组织的作用大。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主张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第一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教授。他主张土地、企业、学校、邮政、矿山、公共设施和交通铁路统统要搞私有化。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个人化。他们反对建立福利国家，反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这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中外的学术界以前没有这样概括。在中国，他们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

　　 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以北京大学张维迎和姚洋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中具有长久的历史，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活跃。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如下主张：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他们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和构成，将多种思想观点熔为一炉，冠之为“多元化”和“思想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杂烩。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制。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宣称共产党一党执政无法反腐败，主张包容一切阶级而应当不提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主张共产党员可以信教。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强调不要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他们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贬低邓小平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最终目标上，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空想。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大学辛子凌、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教授等，代表性刊物是《炎黄春秋》;代表性网站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该网自称又名为中国资产阶级网)。

　　 (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是近年新生的思想流派，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左派至少有如下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新左派批判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要同步推行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歪曲性视野中，市场并不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不合乎西方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经济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

　　 新左派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从而影响经济政治文化。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新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是“乌有之乡”。其主要创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不过他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但又赞成公有制，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他们的某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是某些讨论和论著曾不断产生积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例如，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曾用西方的博弈论，用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以南街村为例来论证为什么集体经济会有高效率，并强调毛泽东时代“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早于西方的后福特主义管理理念。

　　 (四)复古主义思潮。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主张以中国“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目前几乎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每一领域，成了一股上升的思潮。

　　 复古主义者推崇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他们赞扬孔子的“仁政”、“泛爱众”等重民思想，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主张用大力发展佛教和基督教等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他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理论不行，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理论，都过时了，而前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儒释道等思想是中国自有的，治理当代中国必须以此为指导。推崇古圣先贤的伦理观，认为完美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仁义礼智信和天下为公等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复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军、蒋庆。邓小军著有《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结论是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在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故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结合。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学最雄辩的民间代言人，出版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蒋庆认为，中国儒学除了心性儒学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儒学传统，而这一政治儒学传统乃是足以代替西方政治传统解决中国目前政治需要的伟大资源。他是在批驳邓小军的基础上阐明这一观点的。蒋庆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结合包括“当不当”和“能不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既不当结合也不能结合。

　　 有的崇尚复古主义的大商人，甚至提出移民国外几亿人去占领国际市场的建言。事实上，儒学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层面上去复兴，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中。国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复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新加坡是以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基础和主导，外加一些儒家的传统和举措，并非就是儒学治国。

　　 (五)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折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有的经济学教授在给省部级领导讲课时赞扬私有制的优越性;把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2]11－13其观点完全代表有产者，对受剥削的劳动者冷漠无情。笔者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上撰文，阐述了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3]16－29对之进行了批判。其实，西方已有日渐增多的文献探讨利他经济人假设和理论模型，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由于这位教授在倡导用现代经济学驾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时候，没说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在文末贴了一段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将其归为折衷马克思主义。

　　 又有一位哲学教授在其“所有制问题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一文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调整和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这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强调我们不必过分关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问题，而应更多注意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成果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这里的大多数人所共享，即共同富裕，是撇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抽象的共同富裕。这位哲学教授还有关于两个劳动价值论等言论和文章，貌似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思想解放，实质上曲解了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公有制比重下降真的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吗?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势必造成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邓小平晚年告诫我们，“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4]1317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可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态度也是一贯和明确的。所谓“公有制比重下降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是解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蚀剂。

　　 还有一位党建教授在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著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2]他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相违背。《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折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的王东京、董德刚和王长江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央领导批评过的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走向中，折衷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商榷对象之一。要搞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日渐盛行的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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