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余汝信：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1〕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2〕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刘志坚的回忆录值得重视，原因有三：一，参加座谈会人员中，目前从公开渠道所知仅刘志坚留有此过程的回忆；二，此后几乎所有论及“纪要”产生过程的著述，都是直接或稍改头换面抄自该回忆录；三，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在未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形下，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也只能是出自于刘志坚的回忆录。

　　 一、“座谈会”是江青提出召开的

　　 刘志坚的回忆录称：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根据刘志坚以上回忆，可以得知：座谈会的事，是江青找到了林彪，而不是林彪去找的江青。而且，我们至今尚不知道江青此举到底是个人的行为还是毛泽东的意思（按常理推测应是后者，但目前并无直接证据），如江青对林声言是毛的旨意（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林彪又岂能对其置之不理？刘志坚说他与总政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其实叶群也不知道江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以为只是“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江青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4〕

　　 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

　　 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都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路线在军队中的积极贯彻者。刘志坚不久后是第一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又与谢镗忠代表军队参加1966年5月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刘任副组长，谢任组员；谢镗忠、李曼村还是1967年1月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刘、谢、李1967年先后“靠边站”，文革结束前后又重新恢复工作，这是后话。

　　 参加座谈会的四人之中，陈亚丁运气差了点。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75年一度复出，主持重新设立的总政文化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被视为“四人帮”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又遭批判，自此从政坛上消失。刘志坚回忆录中对陈亚丁似也“另眼相看”，很多事都往陈身上推。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并不知道陈本人对此有何说法。

　　 此外，刘志坚上述关于谢镗忠的叙述可能有误。1965年，总政文化部领导班子调整。当年7月，原任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谢镗忠调任文化部部长，遗缺由鲍奇辰于次月接任。刘志坚说谢经任命后半年尚未到职，似不确。〔5〕

　　 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洗衣舞”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所谓“几个人共同的意见”，尤其是1966年初已能直言“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是否确有其事？难以查证，总使人有些怀疑就是了。不过，“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就并非如此。四人尚未回京，“纪要”初稿已经草成。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并无过分之处。

　　 二、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了陈丕显的老底——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这一顿晚饭，陈丕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绝对不会提及的。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刘志坚向林办的汇报“并请指示”，没有下文。可见林彪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6〕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