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萧功秦：新加坡经验对习李新政的启示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新权威主义”，但后来确实选了这样一条路径，这与1978年他去考察新加坡、日本等国，有无关系？

　　 萧功秦：李光耀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新加坡没有能力改变中国，但有能力影响中国。事实上就是如此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新加坡，这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社会，是在亚洲，而不是北欧，是一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小国家，我想这一定给了他很大启示，新加坡能行，为什么中国不行，他看到了西方跨国企业给新加坡带来的财富，先进技术与企业管理经验，但这些东西是在一个高效的威权政府的整合下才在新加坡落实的，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可能被我们许多人低估了。从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中国政治精英到新加坡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多来年来，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派遣一百多个市长或市长级官员来学习八至九个月的公共行政与城市管理课程。还有苏州工业园区，特区制度都是中国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去新加坡详细了解公积金制度。我们多数中国人都从这一制度中受益。

　　 2001年我在新加坡访学了五个月，亲身感觉到新加坡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安定，新加坡华人占70%左右，马来人与印裔各占15%左右。这些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信仰，但却能和谐相处。没有什么激进宗教势力，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占全世界第八位，人均五万多美元，比美国还高一位。美国只有四万七千美元。这让我们看到开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这些方面可能对中国政治精英有所启示。

　　 我们说邓小平是新权威主义者，这是对他所开创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一种政治学概括，中国模式并不等同于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肯定对中国政治精英有很大的启示。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以后，多次对李光耀的治国成就公开进行了赞赏。李光耀也对此表示了感谢。新加坡对中国影响之大与影响之积极，以至于让许多西方人都感到担心的地步。

　　 我想，新加坡对小平的最大启示，除了管理经验与技术层面以外，还可能是两点，一点是，李光耀的务实主义哲学，用李光耀自己的说法，要”了解人民真正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邓小平也是一个务实的人，新加坡的成功，是务实的政治家的成功。只有务实，才能防止种种乌托邦理想主义对我们采取的战略选择的干扰，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政治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对我们清明的理性设下的观念屏障。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强势的领导作风”。在这两点上，邓小平与李光耀非常相似，也可以说，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我最近读了一本美国著名评论家普雷特写的《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其中提到，李光耀认为，自己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人”就是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因为”邓小平有能力说服并镇住了其他保守派同僚，并对他们说，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人类的历史往往就需要这样的强势的伟人来改变方向。中国正是有了邓小平，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同舟共进》：您认为”强势的领导作风”是主要方面。你如何看新权威主义的强势领导作风？

　　 萧功秦：这种强势领导作风只是新权威主义的一个方面。新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开明的威权政治，它既拒绝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与左的教条主义，也拒绝激进的浪漫的西化民主派。它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它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利用激进的民粹主义来挑战现行秩序，主张用开明的威权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多元经济与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阶段 ，政治参与的水平要和国情、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要防止发展初期政治浪漫主义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

　　 正是在反对左右两种极端思潮的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就是一种中道理性。有些自由派学者最近把中国现行体制描述为”第三条道路”，我觉得用”中道理性主义”来概括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体制更为确切。在我看来，新权威主义发展路径，就是赶超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的道路。

　　 新权威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廉政，要通过强有力的、有效率的领导体制，来保持廉洁政府。只有雷厉风行的强势领导，才能应对官僚腐败、官僚特权，三公消费膨胀，以及利益垄断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问题。

　　 另外，我认为，新权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验主义导向的政治，政府要务实，不讲空道理，不谈太过高远的目标，不搞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用常识理性，在经验中摸索，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从解决民生问题出发，逐步地逼进现代化的民治、民主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建构理性与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或激进主义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可测的冲击，避免中国这个巨轮急转弯可能造成的灾难。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支持，正是基于双方都有经验主义的哲学观，李光耀说，”邓小平不想通过打乱秩序来改变国家，因为将会造成另一场如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他还说，”任何人希望中国和他的十四亿人口受到持续的灾难，病害与濒临崩溃，他不是魔鬼就是疯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是要低估邓小平这个小巨人，肯定会大错特错。”（见普雷特《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中文版89页）

　　 李光耀与邓小平在治国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概括地说，强势的领导作用，经验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主张务实的现实主义，强调稳定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激进主义革命抱有高度的警醒态度。

　　 《同舟共进》：如果与邓时代对新加坡的欣赏相比较，您认为今天习体制对新加坡的欣赏与肯定，与二三十年前有何异同？

　　 萧功秦： 2010年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对李光耀说过，新加坡在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向李光耀提到，邓小平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包括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培训、精英选拔机制。适应于本国情况，通过经验试错来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

　　 李光耀对习近平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曾经说过，”习近平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在李光耀看来，习近平是改变中国的人。我相信，习近平从邓小平与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中一定得到很多的启示，从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命题来看，新加坡在运用强势政府与法治手段治理腐败，发展社会中间组织 ，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善治方面，一定会有新的举措。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实在太大了，历史与文化传统也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也不会简单地照搬新加坡，任何中国政治精英我想都不会这样做。

　　 《同舟共进》：你曾经提到俄国学者很欣赏中国新权威主义政府对转型过程的可控性，新加坡的这种民主是不是”可控性的民主”？它处于民主发展的什么阶段？

　　 萧功秦：新加坡的体制，是一个独大党制度，人民行动党保持着对议会的可控性地位，是一个优势的（dominate）政党；这个党拥有充沛的政治资源，能在宪政法制框架下，始终有效地保持着不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虽然某些社会群体与阶层对于新加坡内政也有意见，反对党在每次大选中都对执政党进行批判与抨击，但人民行动党总能保持其执政地位，这种体制不同于有政党更替功能的两党竞争体制，有人把它音译为”独大党”制度，即除了执政党外，同时也有一些小党。

　　 不过，这种体制也有潜在的积极政治功能，那就是小党在议会中所占比例虽然很低，但却能保持反对党的有效批判立场，这就防止了执政党长期执政可能出现的政治惰性，能够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打个比方说，它就如同鱼群中的鲶鱼，通过不断去追咬鱼的尾巴来激发鱼群的生命力。我在新加坡访问期间正逢新加坡大选时期，亲见看到反对党广场集会的规模与民众的积极参与，反对党对执政党所提的质问，含金量并不低，虽然每次都落选，但这些质疑之声，却能迫使当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精英在下一届施政中居安思危，如履薄冰。中国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从新加坡体制中的”鲶鱼效应”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当然，新加坡体制下的民主化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说是低度的，学界中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选举型威权政治”，但这种低度的民主与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宗教。多种族，处于夹在马来西亚与印尼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敏感地带小国家，仍然有其现实的理由，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新加坡式的是低度的政治参与制度，看作是向宪政民主长期演进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比十三年前我在时要更为强烈得多，社会大众有序的参政要求将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新加坡的民主化在未来要有一个适应性的发展。

　　 《同舟共进》：说到政治文化，您认为我们尚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协商文化。没有协商文化，是否就无法实现您所说的”协商民主”？您理解的”协商民主”具体是什么样的？通过”协商民主”能达到”可控性的民主”吗？

　　 萧功秦：实际上，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的民主体制，将是是多种民主形式的结合体，或者说混合体。首先我谈一下”协商式民主”。要发展真正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民主，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些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育比较成熟。国民有参与协商热情与协商的态度，公民社会是必要条件。在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中，若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国家的制衡力量，同时这个力量又能保持政治态度的温和，保持对法治的尊重–只能是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目前的发展相当滞后。我们来自于革命时代 ，革命文化是零和游戏的文化，是”有你无我”的文化，中国国民缺乏妥协态度，协商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条件是要有协商精神。

　　 《同舟共进》：您觉得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原因在哪里？

　　 萧功秦：从1949年开始，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短短几年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于是，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当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组织的体制，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迭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所以，要发展协商民主，要通过法制的教育、公民素质的教育、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让社会组织承担起”协商式民主”这样一种功能。十八大提出要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除了”协商式民主”，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评议性民主”，–有学者提出”评议性民主”这个概念，所谓评议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通过网络与媒体来监督政府官僚，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网络发达，为民意表达与对政府的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由于网络是评议民主的载体，它可以倒逼当政者解决矛盾，正视矛盾。它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有效安全阀。有关部门在加强网络管理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