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多事之秋，有必要再谈一下“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编造的故事，体现了极权高压之下的梦想方案，一种“中间道路”，其实质是一种乡愿。
这个故事讲的是：柏林墙矗立的时代，很多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离开祖国到西德，至少有一百多个东德人在试图翻墙时，被守墙卫兵士枪杀；德国统一之后，这些士兵受到审讯。他们辩解说，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法官诘问：你何不将枪口抬高一寸？
我曾经和一些中国学者就此问题询问了两位当事者、曾经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核实这个故事，他们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对于中国人来说，而是一个多么感人肺腑的故事啊，我们希望得到确认。两位检察官开始还礼节性地回想一下，对于我们继续的追问则显得有些不耐烦：法官不可能那样说话！
开枪射杀越墙者的士兵们的确受到了审判。其中最出名的一起官司是Chris Gueffroy案。1989年2月6日，东德青年Chris Gueffroy和朋友Christian Gaudian认为，党和政府已经启动改革，翻越柏林墙可以射杀的规定已经废除了吧？于是他们决定去翻墙。很快他们就得到了答案，只是代价太沉重，Chris Gueffroy连中十枪，当场殒命，被称为最后一个翻越柏林墙被射杀者。Christian Gaudian受了重伤，结果还被抓去审讯，获刑两年。几个月后，城墙倒塌，他重获自由。
杀人的士兵是Siegfried Lorenz and和Hans-Joachim Böhme，他们因此受到东德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墙倒之后则成为被告。官司一直打到高等法院。
至少在这个案子里，看不出士兵有“枪口抬高一寸”的任何意图。不过两名射杀者在法庭审讯中的确以执行命令为理由进行辩解。
法官不会说“枪口抬高一寸”这种心灵鸡汤，而是对士兵的辩解进行了认真的法理考证。简单地说，东德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和自由不可侵犯，士兵杀人所依赖的《边境法》就违宪了，乃非法之法。同时，东德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尽管如此，杀人者辩解说，我不懂法律，怎么知道它违宪与否？而且，我执行命令，何错之有？
对于这样的问题，法官对士兵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没文化还被洗脑表示同情，也认为他们没有审查上级命令的义务，但是法官认为，并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凭常理可知，这样杀人明显不对。就凭东德社会的道德感，大多数人也认为不该枪杀越墙者。
也许有士兵在执行违背良知的命令时，偷偷将枪口抬高一寸。这真的令人感动，也值得所有生活在极权恐怖中的人学习。然而，如果把这样的“小聪明”当作全部，用感人故事替代正义原则，用统治者的良知启迪替代对反抗力量的直面压力，用抬高枪口替代迎着枪口，那就本末倒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