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2日北京，20万参加民主示威的学生面对人民大会堂外的军警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敢于责骂他们的领导人。有的人高喊“李鹏下台”。甚至有更勇敢的人高呼“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此后不久，在6月3日夜间进入4日临晨的那个夜晚，军队冲入广场，撞倒了由参加抗议的产业工人搭起的帐篷，扫倒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几十年来，那些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民众被指示站在特定的地方，高呼规定的口号。但在1989年5月，学生和普通民众做了让共产党无法容忍的事：自发的示威游行。
那种自发性蔓延到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在北京，熟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所说的“吃过了吗”变成了“去游行了吗”。警察和士兵似乎都不见影了。一些党媒报纸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广场上，高举一面横幅，写道“我们不想再撒谎”。就在杀戮前的几天，成千上万没有武装的士兵朝广场进军，他们遭到了老年妇女的责骂，羞愧地调头返回。在北京城的边缘，一组坦克遭到阻拦，年轻的男子往履带上撒尿，而当地的妇女给士兵提供茶水。5月下旬，我与另外几名记者看到那些坦克掉头离开，还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在郊区遭到了市民的阻拦和斥责，也离开了。
那时我是《观察者报》的记者，我真的认为这个党完了。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海外的中国观察家和许多中国人自己的判断是多么的错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电视采访中，我是这么说的，虽然我无法预见，但我有信心“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我为自己的报纸写了几篇评论文章也说的是这个观点。
在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下方的一座金水桥上，面向天安门广场。枪声听起来更响了。当军队在暗红色围墙下行进时，我身边一名年轻的男子高喊那些划过夜空的火花是“空包弹”。几秒钟后，他猛然掉下了栏杆，他的T恤衫上一个红色的圆圈在扩大。我不再是什么中国专家了，转身离去。一些武警阻断了我的退路。“你他妈的外国记者”，他们说着，打掉了我5颗牙齿，还折断了我的左胳膊。他们的长官在朝被他们打倒在地的那些人开枪。若不是《金融时报》的Robert Thompson勇敢地过来把我带走，我也会挨他们的枪子儿。
第二天早上，6月4日，星期天，我回到广场边，恰好看到士兵撂倒了前来寻找孩子的学生家长。他们担心一夜未归的孩子被杀害了，尸体被焚烧。当我卧在大街一侧的草地上时，北京协和医院（我父亲曾在那里短暂工作过）的医生和护士乘坐一辆救护车赶到，他们穿着带有血迹的白大褂查看倒下的人时，士兵也朝他们开了枪。那天晚些时候，我设法飞回伦敦。
在那个夜晚和接下来的上午，广场上有数百人中枪，或遭坦克碾轧。在北京的大街上，枪声持续了几天。悬挂在大楼外红底黄字写有“支持学生”的条幅很快被换成了宣称“拥护党”的字眼。在主干道上，一年后仍能看到坦克履带的痕迹以及沿街建筑物上的子弹弹洞，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才清刷干净。
“六四”开枪后，立即出现了全国性的抓捕；在上海，工人被处决。就在“六四”后，现在监狱里服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首次被判刑7年，因为他鼓励广场上的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终止腐败。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敦促应尊重学生被软禁，直至16年后去世。5月19日，当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示威者道歉时，我就站在一旁。赵紫阳道歉说“我们来太晚了”。随行的有后来成为总理的温家宝，他就站在赵紫阳身后。
天安门屠杀至今仍对共产党是最具破坏性和揭示性的困局。中国专家林培瑞在最近的文章中解释说：“中国政府使用致命性武力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选择，是经过计算后的结果。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从当局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从《天安门文件》知道，1989年春天，中共最高层的那些人感到了他们面临生存威胁。街上的大型示威不只是在北京，而且在几乎各省省会，这令到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和统治圈子中的其他人得出结论：他们的政权有生存不下去的危险。”
邓小平设计了那场镇压。事后几年，在“六四”纪念日那天晚上，你在北京或许能听到摔小瓶子叮当的声音（以此表达对镇压的不满）。
现在，随着“六四”屠杀25周年临近，那些通常的“嫌疑人”被控制了起来，包括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教授。当局还拘捕了人权律师浦志强。“六四”那晚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许愿，如果能够活着出去，以后每年他都要回来看看。
中共领导人是否仍被25年前发生的事吓坏了？是的。的确，我在1989年5月说的“中国将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可能无意间竟是对的。中国现在更时尚、更富有，在国际上更莽撞，更腐败，其领导人也更惊恐。他们刚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把敢言的记者高瑜关进了监狱。现在，在全国各地党的关门会议上宣读冠冕堂皇的“九号文件”，包括谴责“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都象具有放射性。
我想起了1990年在北京一个角落一名老年街道清洁工的话。当时她正在往桶里铲驴粪蛋。我问她是否觉得事情变得更好了。她答道，“这个城市就象驴粪蛋，表面干净光亮，但里面依旧是屎。”
（本文译自Jonathan Mirsky于5月20日发表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文章，题为“天安门：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译文有删节。）
原文Tiananmen：How Wrong W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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