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sunset123
原作者：Evan Osnos
几千年以来，没有人鼓励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走出中央王国之外去探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之前——兔年开始于2月3日——本地报纸上充斥着国际旅游的广告。我觉得似乎人人都在往外面跑，所以我决定也加入到其中去。当中国旅游业对公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做调查时，没有地方比欧洲得分更高了。中国旅行社在竞争中并不按照西方大旅游的概念行事，而只是依照顾客的喜好来安排行程。我浏览了一些网上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这是强调荷兰和卢森堡四天游程中将要看到的如画风景。“回顾过去，探访新东欧”有某种冷战的卖点，但是我想在二月份的时候，这对我不是很合适。
我选择的是“经典欧洲”游程，这是颇有人气的巴士旅游路线，在十天的时间里穿越五个国家。费用是要预付的，机票，酒店，用餐，保险和杂费加起来相当于2,200美元。此外每位中国游客还需要交7,600美元的押金——这要超过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了——是为了防止有人在平安回家前玩失踪。我是这个旅游团的第38位也是最后一位成员，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我被告知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25号口集合，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身材纤瘦的男人，他今年43岁，穿着灰色格子呢上衣，带方框眼睛，柔软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自我介绍名字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识别团队游客，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只浅黄色的徽章，上面绘有一条卡通龙，龙的鼻孔里有烟气冒出，龙爪上穿着徒步靴，踩在一条广告语上：龙翔千里。
我们上了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法兰克福的班机。我打开一本中文的“出境游客须知”，这是要求游客们仔细阅读的。须知中提示游客过去发生过的不愉快事件：“不要带仿冒的欧洲产品旅行，海关将因此对你查处罚款。”须知中强调了在欧洲旅行的安全常识，“在路边可见吉普赛人乞讨，但是不要给钱。假如他们围住你要看你的钱包，赶紧招呼导游。”须知也不主张游客随便与陌生人交谈，“假如有人要你帮忙照相，千万要小心，这是小偷下手的好机会。”我多年来在欧洲进进出出，但是这本须知还是让我长了见识，我竟然对自己将和这个三十多人的旅游团和导游一起出行感到很安全。须知用一句孔夫子风格的忠告作为结尾，把我们的旅行作为个人品性的测试：坚忍不拔，无往不胜。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在机场航站楼全体成员首次集合在一起，团员的年龄范围从六岁的陆珂仪到他七十岁的外祖父刘恭盛，刘是一位退休的矿业工程师，陪伴着他乘坐轮椅车的妻子黄雪清。所有游客都属于中国社会中人口大约为1亿5千万到2亿的中产阶级阶层：一位高中科学教师，一位屋内装饰设计师，一位房地产企业行政人员，一位电视台的布景设计师，还有一群学生等。我的团友中没有来自农村的——第二天人们瞥见在法国牧场上吃草的马匹，人人都掏出了照相机——他们也刚刚开始走到外面的世界。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走出亚洲。
导游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我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大家都对我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十岁的刘宜丰剃着一个碗盖头，穿着满是星星的黑汗衫，他笑着问我，“外国人都长着这样的大鼻子吗？”
我们上了一辆金色的大巴，车子发动了。我坐在一个窗口位置，身边坐的是一位身体健壮的十八岁学生，他穿着黑色羽绒背心，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前额上的头发留得很长，上唇毛茸茸的。他自我介绍名字为许诺，中文意思为“答应和允诺”，所以他把“promise”作为他的英文名字。Promise是上海师大一年级学生，学的是经济学，他和其他三名室友共用有两张双层床的学校宿舍。他的父母就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我问他为什么他们一家选择出来旅游，而不是走亲访友，“那是传统习俗，但是如今中国人有钱了，”他说，“而且我们在其它时间里没有空出来旅游。”我们说的是中文，但是当他表示惊奇时他会用英语说，“哦，我的嘎嘎小姐！”这是他从学校里学来的说法。
李导游在巴士前排手持麦克风面朝我们站着，在以后的旅程中，在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在中国旅游团中导游的作用特别重要，他既是翻译，又是向导和前线指挥官。李导游有一种从容的气度，他经常以第三人称——李导游——来称呼自己，也为自己做事的干脆利落而自得。“各位，我们大家对一下表，”他说，“现在是下午7：16，”他请求我们每次出发时要早到五分钟，“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说，“让我们一路顺利。”
他概要地介绍了游程：我们将在巴士上花掉很多时间，他将利用这些时间来给大家讲欧洲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就不会浪费宝贵的观光时间，我们可以多拍一些照片。他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发现导游讲解最理想的时间长度是七十五分钟。“在李导游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我在巴士上最长的一次讲解是四个小时，”他说。
李导游要我们在睡觉前用热水泡脚，这样可以减轻时差的影响。他还要我们多吃水果以便帮助消化欧洲的面包和奶酪。由于正值春节假期，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所以他要我们小心，不要在休息地上错了巴士。他向我们介绍了表情冷漠的巴士司机彼得皮查，他来自捷克，是一位前卡车司机和曲棍球员，彼得在他的司机座上向我们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有六到七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运送日本游客，”他后来告诉我，“现在全是中国人了。”对于行程李导游还有其它事情要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以为巴士司机是超人，能工作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不管多晚我们都可以要求他开车。但是在欧洲，除非是由于天气或道路原因，他们只允许开车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磁卡，必须插入到仪表盘上的记录仪上去，开车时间过长司机就会受到处罚。“我们会想到用假卡，或者伪造记录，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李导游说，“但是假如被抓到的话，罚金最低从八千八百欧元起，而且要吊销执照。这就是欧洲解决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是靠每个人的自觉，但背后是严格的法律。”
即将到达旅馆了，这是一家卢森堡的“最佳西方”酒店，但是李导游先给大家讲了早餐的事情。典型的中式早餐有大米粥，油煎饼，也许还有肉包子。李导游明智地预先告诫说，“在整个游程中早餐只有面包，冷肉，牛奶和咖啡。”全体游客听了后静默了好一阵子。
我们并没有机会见到白天的卢森堡，黎明时分我们就离开最佳西方酒店，巴士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公路。李导游要大家确认没有遗忘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前的一些游客喜欢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里或通风管道里。“我遇到过最厉害的是把钱缝进窗帘滚边中，”他说。我们正前往第一站，简朴的德国城市特里尔。尽管对大多数第一次到欧洲的中国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名字，但是自从几十年前中共代表团前来瞻仰马克思故居开始，特里尔就一直是中国游客的钟爱之地。我的中文导游书是一位退休外交官写的，他把特里尔说成是中国人的麦加。
我们在一条整洁的小街下了车，街道两旁排列着色彩柔和的尖顶房屋，铺地的鹅卵石在雨中闪烁着银光。李导游戴上一顶绿呢毡帽，迈着轻快的步子带领我们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布鲁肯斯特莱斯10号，这是一幢装有绿色百叶窗的漂亮的白色房屋。“马克思曾经住在这里，现在这里是博物馆。”李导游说。我推了一下门，但是门锁着。在冬季人们行动迟缓，博物馆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开放，所以我们只能从门外体验一下马克思的故居了。李导游说，“我们早一点在这里结束，就可以早一点到巴黎。”大门边上有一块铭牌，上面绘有马克思狮子般头像的剪影。屋子隔壁是一家名为道尔斯维塔的快餐店。
李导游让我们爱呆多久就呆多久，但他也提醒我们到拐角上的超市去买一点水果在路上吃。一大群人在马克思的屋子前乱转，拍着照，躲避着来往的汽车，直到有一个孩子央求道，“我想去超市了，”他拉着自己的母亲朝着灯光明亮的超市走去。我站在王振宇身边，他个子高高的，有五十多岁了。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知道他的人不多吧？”他问我。
“比你想象的要多，”我回答说，还说我想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王振宇大笑起来，“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这些事情了，”他说。王先生瘦骨嶙峋，带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他在东部商业城市无锡长大后被分配去做木匠，到经济改革开始后才自己做生意，现在他经营着一家专门生产男裤的小制衣厂。他不懂英语，但想为他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名称，所以他想出了“格雷特”这个名字，因为它读起来像英语中的great,即伟大的意思。
王先生是一位满怀激情的游客。“我过去很忙，现在要出来玩一下，”他说，“我过去总是在买地，建厂，造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要给她备好嫁妆就是了，这我办得到。”我问他为什么他们夫妇两选择到欧洲旅游。“我的想法是乘我们还有精力先到远的地方，”他说。我和王先生是最晚到达超市的，我们的旅游团在中国人的麦加一共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最近，中国人还没有很多理由去到处寻乐。在古代中国旅行是很辛苦的，就像老话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孔夫子更是认为旅行是一种罪孽，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古代佛教僧侣去了印度，十五世纪的宦官郑和把帝国的船队开到了非洲，为的是去“看一看野蛮人的地方，”他因此而扬名天下。
几百年来中国的移民遍布全世界。但是毛泽东认为旅游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去世后的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才可以不是为了工作或学习的目的而前往国外。起初他们可以探访在香港的亲友，后来可以到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旅游。到了1997年，政府允许公民在“有计划，有组织，可控制”的情况下去其他国家旅游。（中国的旅游许可带有政治地缘色彩，瓦努阿图在2005年同意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才成为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初次出国的中国游客中有80%的人参加旅游团，不久他们就赢得了“激情游客”的声誉，尽管有时会蜂拥而至。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里，有三百来个中国游客拿到了印有卡通猪的特别餐券。酒店说这只是为了把中国游客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游客区分开来，但是这却得罪了中国游客，他们发起静坐，并唱起了中国国歌。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只有当国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到达五千美元时才会输出大量游客。但是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旅行成为可能是因为大量订票而降低了价格，并通过拼命压价让游客住宿到远郊的旅馆里。去年有超过五千七百万中国公民出国，使中国在世界国际旅游排名榜上名列第三。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底前这个数字还将翻一番。
起初中国人并没有想到欧洲。在2000年的时候，前往小小澳门旅游的中国游客，比到所有欧洲国家的中国游客加起来还多。但是中国游客逐渐开始设计更宏大的行程。就像成群的党员干部涌向马克思故居，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探访剑桥大学，他们站在河边泥泞的小道上观赏这儿别具深意的垂柳。备受尊敬的诗人徐志摩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西方学习，他把这儿的垂柳说成是“暮日中的新娘”。我不久前经过剑桥，看见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拍照，而其他游客川流不息。二十三岁的物理学生王一雄来自河南，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剑桥，这次他带来了娇艳的经济系女学生陈思，“我们不久前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酒店集团雅高开始增加中文电视频道和讲普通话的员工，其它一些酒店开始按照风水的要求把床从窗口边移开。到欧洲的中国游客越多，价钱也就变得越便宜。到了2009年英国旅游业报告作出结论，在中国“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联合旅游品牌，所以单个国家大可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热衷于去推销如法国和意大利等的“子品牌”。欧洲与其说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区，不如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国家。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放进一个星期的游程中，对外出旅游机会不多的工作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在中国，假如你能用100美元买到10件东西，要比只能买到一样东西更好。”李导游如是说。
我和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一起漫步从马克思故居回到巴士上：二十九岁的郭延津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英文名字是凯伦；顾小洁是环境卫生部门的职员，英文名字是翰迪。郭延津平易近人，他身高六英寸，长得虎背熊腰。他穿着栗色的T恤，上面绣有一个高尔夫球袋，但是当我问他是不是玩高尔夫球时，他大笑着说，“那是有钱人的游戏。”
翰迪和凯伦为这次旅行节衣缩食好几个月，还得到了父母的资助。李导游要大家不要为了省钱而使旅游扫兴，他说我们可以把标价上的欧元看作元，但是翰迪和凯伦却对每一分钱斤斤计较。在几天时间里他们就能告诉我，在五个国家里我们在每瓶水上花了多少钱。
回到金色的巴士上，我们穿越香槟－阿登大区的冬日丛林向西行驶。李导游为他惯常的高效率破了一个例，“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人有时行动迟缓，”他说，“在中国买东西时，我们习惯于三个人同时挤在柜台前，售货的老太太给三个人找零不会出错。在欧洲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继续说道，“我不是说欧洲人笨，他们只是还没有学会这种技巧，这需要很巧妙的计算。他们做算术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
他给了我们一些忠告来结束讲话：“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好了，因为假如你着急了他们也会着急，他们的态度就会不好，而我们又以为他们是歧视我们，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有时李导游会赞叹欧洲的高生活水准，他不断向我们灌输统计数字，如波尔多葡萄酒的价格和吃得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但是，假如有中国游客要赞赏欧洲经济的话，现在却不是时候。李导游向我们演示了地中海生活方式：“很晚才醒来，刷牙，做一杯意大利咖啡，闻一下咖啡的浓香。”大家都笑了起来。“日子过得这样悠闲，他们的经济怎么会增长呢？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民勤劳刻苦，国家的经济才会发展。”他说。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已经到了巴黎郊外。我们沿着塞纳河西岸行驶，经过奥赛博物馆时正好太阳从云中露出脸来。李导游大声喊道，“大家来感受一下巴黎的开阔地带！”相机快门声顿时响成一片。他告诉大家，在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楼。“在上海，除非你站在黄浦江边上，否则你感受不到城市的面貌，因为高楼太多了。”他继续说，“欧洲人把古老和有价值的东西保存得很好。”
在阿尔玛桥边上的一个码头，我们上了一条双层甲板的船。当船向上游驶去的时候，我和四十六岁的会计师朱钟明聊起了天，他是和妻子女儿一起来参加旅游的。他从小在上海长大，当本地房地产市场刚上升时他就开始投资进去。“无论你什么时候买，总能赚大把的钱。”他说。他风度翩翩，有一双酒窝的脸上总是带着淘气的微笑。他早在2004年就开始出国，所以团里其他人对他言听计从。他被吸引到欧洲来是因为欧洲有“文化”。（在中文的搜索中，文化经常会带出一连串与欧洲有关的事项，而负面的结果则包括“傲慢”，“很差的中餐”等。）
这时船已经到达德苏利桥，开始顶着塞纳河的白浪掉头驶回下游。朱先生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有着深刻的个人原因：“当欧洲统治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落后了呢？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确实，中华文明发明印刷术要比德国的古腾堡早六百年，但是从十五世纪开始就走下坡路。朱先生这样解释说：“当我们被侵略时没有足够快地作出反应。”我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弱者的托词。（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怪罪官僚机构的僵化和集权统治，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但是朱先生没有把中国所有的苦难归罪于侵略者。“我们把自己的三个核心理念——佛教，道教和儒教——抛弃了，这是一个错误。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了一下，看着在船栏杆边上照相的妻子和女儿，在她们身后，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落入到城市的天际线中。“我们花了三十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场灾难。”他说。
船靠上了码头，我们该去吃晚饭了，第一次走到喧闹的城市中来。凯伦拥着翰迪的手臂，他们不时转头张望。我们跟着李导游走进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门脸，走下一段楼梯，来到一条炎热而幽闭的过道，过道两边排列着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这种像蜂窝似的活动场景在街上是看不到的，这是又一个平行的巴黎。这里已经没有空位，所以李导游带我们走出后门，向左拐弯后进到第二家中餐馆。再次走下楼梯进入到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菜终于上来了：红烩猪肉，炒白菜，鸡蛋汤，美味鸡块等。
二十分钟后我们爬上楼梯走进夜色中，跟在李导游后面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往老佛爷，这是一家坐落在奥斯曼大道上楼高十层的百货公司。老佛爷看起来十分乐意接待来自东方的客人：店堂里用红色装饰，还有卡通的兔女郎，这是为了庆祝兔年。我们收到了中文的欢迎卡，卡上写着幸福，长寿等字样，凭卡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在六层楼上有一家名为四川熊猫的中餐厅正在营业。
我们的团友都是有备而来。许诺和他的父母，还有朱钟明一家往左边先去了劳力士柜台，然后来到了明亮的LV专卖店。一群会讲普通话的女店员带着色彩谐调的围巾在柜台招呼客人。据免税商品退税机构“全球蓝色”统计，平均每位中国游客在国外购买超过一千美元的免税商品——昂贵的包袋，手表，名牌时装等，比任何其它国家的游客，包括日本人花更多的钱。中国游客在国外花在购物上的钱要超过旅馆开支的一倍。有几位团员告诉我，他们为没有去奥特莱斯感到很郁闷，我一时没有听清什么是奥特莱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outlet”的中文译音。
许诺的母亲李英拿出几张印好的照片，上面照的是包包和相关的货号。她一个接一个地试着各种包包，来来回回在镜子前走动，对镜子里的自己皱着眉头。翰迪和凯伦拿起一个包包看了一下价钱就继续往前走了。朱钟明要李英找一个更有品位的包。“那个看上去和我们在大陆看到的货色差不多，”他说。李英试了一个名为“Artsy”的大包，价钱是1,400美元。包上有鞣革的背带，巧克力色的包盖上绣有小小的“LV”字样。“这个可以吗？”她问，大家都点了头。“我买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郊外一家名为梦幻城堡的酒店里，在酒店的大堂里挂有军装做装饰，还有一位穿着飘动战袍的国王雕像。
次日上午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路上，我们走过一群非洲小贩。李导游告诉我们，巴黎对非法移民很有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户口是在中国城市永久居住所需要的许可文件。“为什么不抓他们呢？因为抓他们，给他们吃饭，送他们回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而过了一天他们又飞回来了。”我没有感觉到团友们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但是现在许多人认为在中国比国外有更好的工作前景。李导游开玩笑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应该小心中国游客投资房地产，“欧洲经济正在衰落，时代已经不同了。”他直言不讳地说。
李导游指给大家看法国国会的地点，说这是最近法国人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场所，他觉得这样的抗议不可思议。“在一个工人每天都在罢工的地方，经济会发展吗？当然不会。”他说。“法国人已经习惯这样了，他们关于公众示威的法律是非常成熟的。只要你向政府提出申请，就可以在预先制定的路线上游行，这是他们伸张权利的惯用方法。”他说，尽管他认为这样对旅游业不利。“有时街道封闭了，你会在一个地方耽搁四个小时。但愿你们不要遇到这样可怕的情况。”
上午过了一半，我们结束了埃菲尔铁塔的游览前往凡尔赛宫。一位说中文的导游在宫门口迎接我们，把我们领上了楼梯。在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寝宫外，导游指着一只蓝色的花瓶说，“这只美丽的瓷花瓶是从中国偷到这儿来的。”他说镜厅不仅是皇家庆典场所，也是1919年6月签订凡尔赛公约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屈辱的文件，因为公约规定把中国山东的德国租界交由日本控制。
在卢浮宫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位讲中文的导游，一个蜂鸟般的女人。她大声喊道，“我们在九十分钟时间里有好多东西要看，大家脚步要放快一些！”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阳伞往前直冲，这把阳伞是她用来召集团友的旗帜。她脚不停步地教我们一些用中文发音的法语：bonjour的发音大约与“笨猪”接近，意思是你好。我们快步跟着她走进十字转门，裤子制造商人王振宇用他新学的法语招呼门卫：“笨猪，笨猪！”
导游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卢浮宫的三宝上——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爱神维纳斯和蒙娜丽莎。我们在拥挤的人流中依次参观了这些艺术珍品，伴随我们的是其他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大家像对抗中的军队一样容易识别：戴红色别针是U-Tour旅行社的客人，穿橙色风衣的是来自深圳的学生团。从清晨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行走，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好奇而勤奋的精神状态。我发现乘电梯要绕一段路，我想坐轮椅的黄雪清怎么办呢？没想到她的家人在上下楼梯时扛着轮椅，她在大理石台阶上蹒跚跛行，在大师的作品前她又坐上了轮椅。
到了日暮时分，在参观了欧洲最精美的景观之后，大家都有倾慕之意，但也有一点不太服气的神情。当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等位的时候，朱先生说起了周朝（公元前1046-256），那个时代产生了孔子，老子和其他思想家。“那时我们真是了不起，”朱先生对大家说。他的妻子王建新转着眼珠子说，“又来了，总喜欢老调重弹。”朱先生戴着一顶新买的埃菲尔铁塔棒球帽，上面有闪烁的小电珠。他转向我，因为我是一个新听众，“真的，在周朝我们事实上和罗马和埃及一样。”
他的妻子朝餐厅里张望，“我们还得等多久？”她问道。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不如去吃麦当劳，这使许诺想起了别的事情。“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是吗？”他问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朱先生却很肯定，“是在凯悦酒店附近那家，那真叫是大！”他说。
自从年轻的英国贵族于十八世纪来到欧洲大陆学习语言，收集古董和传播性病以来，欧洲旅游就成为新富国家的传统节目。十九世纪中叶进入了铁路时代，大量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接踵而来。“原本是钱少人更少的地方，突然像雪崩般的人流涌向阿尔俾斯。”诺曼比勋爵自命不凡地说，他后来成了英国驻法大使。
据《欧陆的气味》这本由理查德 穆伦和詹姆斯 姆森所著，有关维多利亚时代旅游史的专著指出，铁路使学校老师，工程师和公务员能够在二十四个小时以内来往于伦敦和阿尔卑斯地区，不再需要花几个星期去坐公共马车。伦敦人以至后来的美国人在瑞士享受新鲜的空气，但是其它地方可抱怨的事情不少：亨利 詹姆斯把威尼斯看成不过是“破烂的西洋镜和乱糟糟的露天市场”。每个人都不满意欧陆的食品：法国菜太油腻，早餐只有一点巧克力茶或咖啡，再加一小块面包。马克吐温于1867年访问了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写了《傻子出国记》这本书。他笔下的美国游客“当着别人大声粗鲁地说话，放肆地大笑，而别人却安静而举止得体。”但是尽管如此，旅行能有力地改变游客，如英国诗人萨穆尔 罗格斯所说，旅行在人们中间播下“对自身固步自封产生怀疑的种子。”
到了在路上的第四天，我们对早上乘车三小时，下午再乘车三小时，中间停车参观一个景点的状况已经不再少见多怪了。在停车用餐或上厕所时，我们并不和本团体以外的人说话。我们的机动性也好，自我封闭也好，很像是在一条游轮上。我们的行程在地图上很像北斗星座，它开始于德国，绕道卢森堡进入巴黎，然后向南穿越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到达罗马。行程本该在罗马就结束了，但是后来来了个大转向，重新返回米兰搭飞机回国。李导游对我解释说，每个行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票，中国的旅行社总是在伺机买到最便宜的机票。
巴士上有一架DVD播放机，当我们上车开始从巴黎到阿尔卑斯山长达七小时的行程时，李导游播放了“茜茜公主”这部片子，这是关于奥地利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爱情片。片子中有青翠的山地，有大舞厅里的盛装，还有极具冲击力的交响乐。茜茜公主的语音配上了中文，她说，“你好，法国！”车上父母辈的旅客被打动了心弦，他们想起了八十年代时这部电视片在中国引起的轰动。但是青少年们却无动于衷，许诺拿出一份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这是他从卢森堡的酒店里拿来的。他安静地细读着报纸的每一页，当读到“欧盟发现华为得到国家支持”这条有关中国的标题时，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要我帮忙。文章说欧盟贸易官员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华为从国有银行得到低息贷款，涉嫌不公平贸易。“美国宪法规定公司不能得到政府支持吗？”他问我。
不幸的是茜茜公主是三部曲，车上恪尽职守地继续放起了第二部。我问许诺是否用Facebook，在中国这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想一些办法还是上得去。“上Facebook太麻烦了，”他说。他用中国版的Facebook“人人网”，这个网站像其它任何中国网站一样，对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进行审查。我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封Facebook，“也许和政治有关吧，”他说，接着停顿了一下，“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学生中也见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史无前例地接触到科技和信息，但是国家建起的高墙足以防止人们翻越。信息过滤造成很奇怪的结果：许诺可以和我大谈最新的苏非玛索影片，或各位瑞士车手的强项，但是却不知道Facebook在阿拉伯国家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在瑞士小镇因特拉肯住下了，李导游向我们保证说这里有“真正清洁的空气”，这对任何中国大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和郑岛以及她十九岁的女儿李橙一起在镇上闲逛，李橙是学艺术的学生。我们漫步走过一家名表店，一家赌场和一大块绿地，绿地是瑞士举办歌唱和摔跤比赛的地方。半路上女儿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她的不屑：“除了房子不一样，塞纳河和黄浦江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她说，“地铁吗，我们也有地铁，你说一样我们有一样。”她笑了起来。
当李橙和朋友们走到前面去了，她母亲告诉我，她要女儿看到中国和西方深层次的不同，不要只停留在硬件上面。我们的导游嘲笑欧洲堂而皇之的步履，但是郑岛说她的同胞们以为不去争抢就要吃亏。这时一辆汽车在横道线边上停下来等我们，郑岛做了一个对比说：在中国司机们不肯停，他们以为停一下就哪儿也去不了。
在离因特拉肯不远的地方我们上了一列火车，火车慢慢地爬上雪山，前往阿尔卑斯山山峰间的鞍状地带——少女峰火车站。滑雪者们穿着荧光外衣，满面红光大汗淋漓地嗖嗖滑过，用德语和法语大声喊叫着。我们都是乘火车旅行的打扮，没有穿登山服装。刘阳穿着高筒皮靴，李橙戴着白色北极熊形状的羽绒帽，两个爪子垂下来保护着脸颊。我们朝着欧洲人咯咯地笑。
火车停在一间大屋子边上，这里有餐馆，还能看到山峰和峡谷的壮丽景色，峡谷一直延伸到黑森林。我们在海拔11,388英尺高的地方吃了午饭，看着阿尔俾斯山的伯尔尼高地和阿莱奇冰川，吃着炒面和春卷。礼品店里商品价格奇贵，所以翰迪和凯伦只买了一张明信片，把它寄给自己当礼物。
次日我们到达米兰时天气晴朗而寒冷。李导游说这里的天气“造成了外国人喜欢晒太阳”。在中国人们不喜欢被太阳晒黑，女人们小心地把皮肤遮盖起来，免得被晒黑后像个劳工。“西方人的皮肤被太阳晒后会变红，然后很快就变白了，”李导游说，“有人被晒红后会去向别人炫耀，别人就知道他去度过假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时间太长，所以关于外界的流言常常有特别长的“半衰期”。李导游添油加醋地发表着他的见解：韩国人有着国字脸，西方男人身上覆盖着深色的体毛，意大利男人长着长睫毛，会对着喜欢的女人“像扇子一样扇动”。
在米兰市区我们有三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凯伦，翰迪和我走到了冷冰冰的大教堂里。翰迪抬头看着高处的彩色玻璃。“那多累人，”他说，“但很漂亮。”几小时前李导游再次提醒我们要提防小偷，但是翰迪说，“意大利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混乱，听起来真的很吓人。”他是卫生方面的专家，所以情不自禁地注意到米兰到处是涂鸦，垃圾箱也是塞得满满的。李导游是这么解释的，“政府是想市容清洁，但是钱不够。”翰迪试图尽可能说得客气一点，他说，“假如这是在上海，居民会不停打电话给我们投诉。”
意大利报纸上充斥着贝卢斯科尼总理因涉嫌性丑闻而被起诉的消息。李导游很会外交辞令，“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这样评价说。这天巴士穿行在意大利，他想起了自己的国家。“你常常会想，提倡民主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当然有好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有选举的自由。但是一党制不是也有好处吗？”他指着车窗外的公路说，因为有当地人的反对，意大利花了几十年才建成这条公路。“假如这是在中国，只要六个月就行了！这是让经济发展的唯一方法。”李导游这么拥护中国的体制，我感觉他当政府发言人不错，尽管他的言论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谈吐相似。“海外的分析家们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他说，“是的，中国确实是一党制的国家，但是国家的管理者是从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从13亿人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不妨可以称为超级精英了。”
在李导游描绘的西方社会中，至少有一件事是他真正羡慕的。他提到一位西方朋友辞去工作做背包客，去寻找生活的意义。“这样做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肯定不能！他们会指着你说，你是一个废物！”他说，“但是在欧洲，人们允许年轻人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继续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创新这样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太多的限制。”这时全体团员都听得比平常更认真。就在美国父母们想从管教严格的中国虎妈那里学到些什么，中国父母正试图在干巴巴的中国教育体制中重建创造性。曾莉萍是一位母亲，她告诉我，当她要带六年级的女儿到欧洲旅游时，老师皱起了眉头。“每次学校放假前，老师总是告诉学生不要外出，要在家里好好学习，因为很快就要参加升中学的考试了。”但曾莉萍就曾经越轨而满足了自己愿望，她辞去了当美术老师的稳定工作，用积蓄开创了自己的时装品牌。“我的老板们都说你放弃了一个好工作很可惜，但是我向自己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刚过午后就到了威尼斯，大家都饿了，要求李导游停车吃饭，即便不是中餐厅也可以。我们已经来到欧洲一个星期了，是该吃一顿不是中餐的饭了。（据一次市场调查的结果，超过一半的中国游客在前往西方旅游时，不会吃超过一顿的西餐。）但是李导游提醒大家，吃西餐要花很多时间，他记得有一次在西班牙吃晚餐用了五个小时。“假如吃西餐时吃得太快，胃会不舒服。”他说，“留着等你们下次再来旅游时吃吧。”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在郊外一家名为“宝塔”的中餐馆花二十分钟吃了午餐。在威尼斯我们乘船渡河，参观了一家玻璃制品厂，租了几条黑色的刚朵拉泛舟，在返回城里前还抽时间去了一家普拉达专卖店。在回到宝塔中餐馆吃晚餐的路上，朱先生捡起一张本地的房地产广告。“大家看，十一万欧元一栋房屋，”他大声喊道，“比美国便宜，比上海更便宜。”
第二天在罗马，我们在特莱维喷泉作停留，这里到处是卖仿冒LV包包的塞内加尔人，还有在货车上售卖廉价礼品的小贩。翰迪仔细看了一下货品后说，“中国制造。”在梵蒂冈，朱先生观赏着整个圣彼得广场，“太震撼了！”他说，“教皇随时可以把头伸出来看到广场上的我们吗？我敢说他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广场的规模使他想起了北京，“这就像在过去，中国人跑到北京去只是为了看一眼共产党。”他大笑起来。
我们沿着街道漫步，在一处窗台上坐下来休息，朱先生点起了一支烟，他在思考强权的兴衰。我问他是否相信美国政客们说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他摇摇头说，“不可能，他们会让我们发展，但是他们会试图限制我们。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最终，他以自己能做到的最礼貌的方式说，美国需要适应自己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就像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你们已经习惯了做老大，但是你们将跌落到第二。虽然不是马上就会发生，可能需要二十到三十年，但是我们的GDP终将超过你们。”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先生在整个旅程中总是看到中国和西方在哲学层面恒久的区别，就如他所说：“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他的感怀对中国将来与西方在这个世界上并存并不乐观。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难以与他争辩。认为富起来的中国会很快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这样的神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不堪一击。但是，假如想象中国的对外开放会使她亲近西方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那么，否认细微变化的力量也许同样天真。现代中国的旅游业像现代中国这个国家一样，通过引领她的公民并保护他们免受包括西方小偷以及西方饮食等等的威胁，断言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建立起秩序，这样的许诺未免不太牢靠。我的团友们亲身体验到的世界确实比欧洲更“欧洲”，有的是茜茜公主从来没有提起过的杂乱和乏味。但是，在贝卢斯科尼的歌剧女演员和中国一党制高效福音等讨论的背后，我同车的旅伴们还是抓住了未经编撰的点滴真相。在他们第一次的旅行中，有许多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喧闹的自由出版，通过政治争论后铸就的社会保险网络等等——但是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他们将会安静地发现如何来看待这一切。当许诺终于放下那张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时，喇叭已经偃旗息鼓了。他简短地说道，“当我读一张外国报纸时，能看到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乘车三小时到佛罗伦萨是我们最后一段长途旅程，途中李导游开起了无轨电车，话题包括天主教和离婚，帕瓦罗蒂，香醋，菌类以及找到菌类的猪，还有标着意大利实际上为中国制造的皮货。他说，他曾经带过的旅游团里有一位皮衣厂老板，他到意大利收集样品带回家去仿制。
领主广场上挤满了被太阳晒红的俄国人，美国学生，还有戴着白色直筒帽的警察。一位本地导游带我们去了一家名为佩鲁兹的皮货店，店里陈列的钱包和皮鞋上都有一句广告语：你不买一件佩鲁兹礼品回家，怎么能证明你到过佛罗伦萨。
我们正准备回到巴士上，再乘九十分钟的车到比萨斜塔那儿去照一张像。但是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说不愿意去。翰迪，凯伦和其他一些团友觉得我们还不如不去斜塔，这样可以在佛罗伦萨好好逛一逛。李导游在巴士的遮阴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想去斜塔的人请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举起了手。一位女士的声音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大家一起去。”在讨论了几分钟后，李导游又做了一次民意测验，显然又少了一些反对者。大家达成了某种共识，老老实实地排队上了车。翰迪抬起眉毛说，“中国式的投票总是这样收场。”
在前往比萨的路上，我想像这种快节奏的中国式旅游还能持续多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单独出游，即使在我们的游程中，有些团友也对这样匆忙的旅游表示厌倦。当我们到达比萨，来到傻得可爱的斜塔边上时，每个人轮流站在最佳位置上，伸出手臂做着鬼脸，照一张手举比萨斜塔的相片。天空湛蓝，黄雪清从她的轮椅上站起来，用手去触摸脚下的鹅卵石。劳累让我们有了胃口，我指着一家离斜塔不远的中餐馆，但翰迪和凯伦却有不同的主意，于是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家麦当劳。（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