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新闻发生得这么多，被遗忘的速度又这么快。尤其是在微博当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脸红耳赤的话题，到了夜里便已转眼成空，埋没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议题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已经显得过时老套了，更何况前两年的往事？那简直是历史了。而我却总是记挂着一些旧闻中人物的表情与语调，以及大家述说它们的方式，始终不能把它们轻轻放下。于是我总在新闻里看见故事的回光，在最热闹的事件里头听见陈年旧闻留下的惨响。
例如“哈医大血案”，便让我想起了2010年震惊全国的一连串校园杀伤事件。表面看来，它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一个不堪重压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后者则是几个人分别砍杀了好几个幼儿园和学校里的孩童和老师。让我把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我们在这两件事上都使用了“泄愤杀人”这个说法。虽然都叫作“泄愤杀人”，但我比较可以理解“哈医大血案”。说到底，那名少年杀死的是一位让他挫折使他难受的医院里的医生；然而校园连环血案我却一直没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纠结。
且回顾一下2010年那串事件。记得当时所有行凶的凶手都不认识遇害的孩子，与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彻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倾向，不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城市，所以才会让所有家长忧心。一时间所有父母每天都忙着接送子女，每一处校园也都加强了警备，深恐再发生类似案件。如何解释这些血案？那些人为什么会备好凶器，几乎是有预谋地冲进幼儿园和学校砍杀他们并不认识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来，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似乎都把焦点放在了“泄愤杀人”这四个字上，找出凶手生活中种种难堪境遇，将他们理解为饱受压逼的边缘人。由是就有了善解，原来这是在对社会报复；自己被压迫，满腔愤怨，于是挑选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对象下手出气。渐渐地，这成了共识。就连时任总理温家宝都公开指出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个“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家小学在校门口挂了一条横幅，上面那句话遍传网络，约略表达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话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我一直没对这件事写过什么，事实上，我对任何被公认为是要报复社会的“泄愤杀人”案都不敢多谈。因为在我看来，许多有关重大社会现象的评论与其说是析解出了真相，倒不如说是评论界借此在表达自己的关怀。正如同样是校园杀人，美国评论界的重点总是离不开枪械管理，因为人民是否享有拥枪的权利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议题，是彼邦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试金石。相反，“社会怨气”却不一定贯穿在他们对每一桩校园血案的议论之中，这是我们中国舆论界的关切。
仔细思考，我们是否都看过了那些凶手的口供笔录？都读过了他们的精神鉴定报告？这些资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布。那我们怎能大胆断定这是“社会怨气”的作用？怎能说这是报复社会？不，我无意否定当前中国社会怨气深重的情况，更不能不承认当前体制所造成的种种不公与压迫。只是我以为从不公与怨气的存在，到砍杀无辜生命的结局，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繁复的环节需要解释。简单地讲，我不太相信杀人有那么容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处处碰壁，你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再也无路可退，然后你就会买一把斧头藏在袋子里，第二天选一个保安看起来没那么严密的小学，然后冲进去狂砍一些自己连见都没见过的无辜儿童？假如这叫作“泄愤杀人”，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愤怒，能够使人冷静计划，并且起码隔上一夜，才再找些无关联的对象出气？如果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怨气”，那也未免太过可怕，因为在这种怨气面前，杀人是如此的容易，生命是如此的廉价。
最叫我震惊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数人对近年诸多“泄愤杀人”案之解释的轻易接受。似乎我们都以为杀人不难，生命易损。就像坊间流行的《大秦帝国》那一类书，不只轻描淡写地略过“坑赵卒五十万”背后的残酷血腥，更要歌颂其雄壮“大气”。这么一个把杀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难理解的国家是可怕的。
《关键词》
作者：梁文道
中信出版社/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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