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入行新闻的时候，媒体行业里英文好的还不是很多。于是，我凭借专业之利，以三脚猫的英语水平，居然很快就在我所服务的声誉超高、人气巨旺和规模庞大的南方日报集团中站稳了脚跟。
当然，占便宜总是有副作用的。我很长时间就被“发配”到国际新闻部门中去，无法进入主流的国内调查新闻部门。对于一个血脉炙热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可是，让这种痛苦更加绝望的还在后面。在互联网尚未全面流行的时代里，报纸的翻译文章乃是这个国家获得外部信息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选材、译笔和准确性，都是对翻译者的考验。这对我都不是什么：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如何面对原文中的“敌对言论”？
那个时候，我所选的翻译材料基本上来自于英美的几大报刊，《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卫报》和《经济学人》。
所以，这两天，当我看到澎湃的翻译风波事件时，就不免又想起当年自己身在前线时其实并不那么美好的“金戈铁马”岁月来。不过，令我有点哑然失笑的是：人们所抨击的“恶行”，其实已经执行了许多年了。
基本事实是的：8月25日上海《东方早报》所辖的新闻网站澎湃，刊登了编译22日《经济学人》所发表的封面文章What China Wants。27日，有微信公号发文《澎湃新闻的翻译可信吗？》，指摘澎湃在编译文中，隐蔽了原文中的诸多不利中国的言论。由是迅速点燃在媒体行业中的质疑之声。澎湃当即成为众矢之的，被批“选择性翻译”，是为“愚民”。
澎湃被抓了个现行，与人们早前澎湃上线时的纷扰一脉相承。新闻界不曾停顿过对于澎湃是官方不惜巨资投入的新媒体时代宣传机器的质疑。此次事件，正是“我早就说了吧”的心理映射。
如果澎湃的选择性翻译可以被定性为官方走狗的话，那我也只能忏悔。因为我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以及我众多的评论中引述国外报章言论时，乃至直至今日，我也只能被定性位“官方走狗”。而后我恐怕要问一声：哪个有编译业务的媒体乃至机构，不曾如此“选择性翻译”？
中国大陆的新闻环境如何，其实尽人皆知。对于西方言论的翻译，本身乃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业务。不但要求编辑在选材上需要毒辣，能够从浩淼的材料中定位对中国读者富有意义的文章，而且在翻译能力上须要信达雅，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乃是行内非常通行的“政治敏感度”。
编译们必须传达对于西方的观念、观点与观察，而且必须安全地传达，不以一时一事一文而戕害整个媒体以及同仁，这是一种共识。于是通常的操作便是翻译其中的大部，屏蔽敏感言论躲避新闻审查以及随后的可能发生的批判。
表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选择性表达乃是这个行业中每个人难言的痛楚。抓住一件本身痛楚、实则无奈、事实普遍的事情，来苛责与打压澎湃，不知业界中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写作微信的行外人如此看待，倒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的确证明国人的外语水平增长（在我的时代里反正从来没有被抓到过），以及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欺骗日复一日无法容忍。
德籍美国哲人列奥?斯特劳斯曾经写作过一本书《迫害与写作艺术》，论述在历史之中，哲人们为了逃避迫害，乃发明了许多写作的艺术，通过隐喻、反话、暗示等方式，将真实的意图掩埋在表面行文之中。在中国，亦早有所谓“春秋笔法”一说，新闻界众人运用娴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少华在《腾讯 大家》专栏上发文，认为要么不翻译，要么就应该全文翻译而后加按语的方式。后面的建议，也算春秋笔法的一种，媒体中人，早已烂熟于胸。至于前面一种，是要把中国新闻界与国外新闻做一个切割吗？
对于中国新闻与言论边界的拓展，我向来所持观点就是“寸进”，每日能有一毫米的进步，便可欣喜。因而，我不但以为澎湃无过，并且有功。若说的确有瑕疵的话，或应在文后加注“有删节”字样，表明立场。
中国的事，向来是复杂的。简单看待，就会与真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理解上确实又有一个简单的原则：看看是否能与当前的政治体制剥离。若能剥离，便可用常识判断；若不能剥离，那就要戒慎恐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