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文化艺术: 莫言专访（下集）：谈政治，文学，生活与诺贝尔奖

莫言：我想政治和文学永远也不可能分开，但是一个好的作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和政治一样大，并不是说想通过文学的手段来描写政治和展示政治，而政治只是文学描写的一种背景。好的作家的作品是几步脱离政治但是又高于政治，是写人的，属于全人类的。

法广：当您的作品《丰乳肥臀》出版以后，也受到不少的压力，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反党的作品，当时这些评论对您是否造成伤害？

莫言：这种情况当时确实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作品的误解，因为我觉得《丰乳肥臀》这本书，我的最大的勇敢就表现在我是站在一个超阶级的立场上，小说描写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描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是把他们当人来写的。

而过去一些涉及到战争的作品往往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中国大陆的作家把共产党写成神，把国民党写成鬼，而台湾的一些作家，我在50，60年 代也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他们是反过来，是把国军写成神，把共军写成鬼，进行丑化。所以我觉得客观公正的描写就是要站在超越阶级和政党的基础上，从人的观点，从人性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描写，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指引导致的结果。

当时我还在军队里面，军队里的一些老作家当然不会同意我的这种写 法，所以就写文章进行批评，这一点我也理解他们，但是我不认同他们，后来我就想我还是转业，离开部队比较合适。

后来我就去《检察日报》做记者，但是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因为我们的报社里有一个影视部，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拍摄电视剧和纪录片的一个部门，我在里面做过编剧，艺术监督，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法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会给您带来一些批评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莫言：刚开始对一些别有用心，不切实际的批评我当然也会很不高兴，后来我就理解了，我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诺贝尔奖这个荣誉多数人都想得到，有些人觉得他们比我优秀，比我更加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没有得到，我得到了，所以恼羞成怒，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们。

法广：您在获奖感言上最后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你小时候和班级去参加一个活动，同学们都哭了，只有一个没有哭，后来这个小朋友受到批评，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莫言：这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种现实，就是不允许别人不一样，而且这也变成了一种自觉，大家都千方百计和别人一样，包括穿衣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时候，有谁敢在穿衣服方面标新立异？所以我就讲了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面描述了地主对贫农残酷的迫害，有一个同学好像很惊愕，但他没有哭，后来我就告诉老师，老师说实际上来告他状的不止我一个，有好几十个同学都来告这个姓方的同学的状。

2007年的时候，听我父亲讲这个同学去世了，我就想起来少年时期发生的这件事情，由此我就反思这件事情，即使是到了现在这样比较开化的时代，头脑中是否还会有这种想法，当自己悲痛，流眼泪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别人没有流眼泪会感到不高兴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多数人对别人的这种绑架是很可怕的。有时候会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逼着别人表态，逼着别人符合自己的观点，一旦别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沉默，就会立刻对这个人展开攻击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的人可以拔拔刀相助，做出上天入地的英雄行为，有的人就是埋头耕种，苦的泪流满面，捶胸顿足，而有的人是在冷眼旁观。我想在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跟别人不一样的表现也是应该可以允许的。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部队里在宣传科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副参谋长，一个级别很高的老领导，他实际上是去找我们的科长，他推开门一看科长没在，就说“哦，没人！”，我当然十分清楚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他想找的人不在，他并不是说目中无人，不把我当人看，但是我就按照这种表面上的合理性去反击他，说：“难道我不是人吗？”最后把他憋的满脸通红，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明明知道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蔑视我，要侮辱我，我又何必要让别人下不了台呢？我就借这个故事表现我对领导，哪怕是比我级别高的领导也 敢于针锋相对，敢于反抗。年轻时候我觉得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长官，同时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同时他是一个 人，我没有必要在知道别人本意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让别人下不了台。所以我就表达了我的忏悔，这恰好是我精神虚弱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是没有必要针锋相对的，真正的强者会有好多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宽容。宽容是最大的勇敢。

法广：第三个故事讲的是八个人在一个破庙里，结局十分出人预料……

莫言：这是 我爷爷当年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群泥瓦匠去帮别人干活，中途遇到了暴风骤雨，然后他们就躲到一个破庙里去避雨，这个时候外面是电闪雷鸣，按照民间的 法，打雷是雷公要劈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他们就说八个人中必有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雷公今天是要把他劈死，不能因为一个人让大家手牵连，所以就想了一 个办法，说打开庙门，把斗笠往外扔，谁干了坏事，斗笠就会被风吹走，结果有个人的斗笠被风吹走了，但是他们刚把这个人扔出去，这个破庙就哗地一声垮了。

后来一个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也告诉我，聊斋上也有类似的故事。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有时候大家多数人未必真的占据了真理，不知道这样一种把别人判处死刑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法广：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的？

莫言：从写作之初，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就用莫言这个笔名。

法广：您曾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可怜虫”，能不能说您在写作时是莫言，生活中是管谟业？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何？

莫言：这两 个人当然是有矛盾的，但是也是统一的。写作的时候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写作的时候是进入了一种创造的世界，写作的时候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是和作品里的人 物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的魂灵经常就会寄托在他写的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我就是说我时而是好人，时而是坏人，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生命力，但是一旦脱离写作状态，回到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人到了生活里依然不忘记自己的诗人和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神经病了，老婆也会用棍子把他打出去的，所以在生活中我还是做该做的事情，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还是要遵循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理智性这些 基本的准则，当然我的小说里可以写地皮流氓，无法无天，毫无良心，毫无廉耻，但是在生活中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我还是要做一个我认为的好人了。

法广：诺贝尔文学奖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莫言：诺贝 尔文学奖表面上看，让我成了名人，过去有好多人不认识我，过去又还多人跟我毫无交往，现在也都说跟我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也有人想通过我获奖者的身份达到自 己的目的，让我帮他们办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学校，一些单位邀请我去做演讲，担任客座老师。这些都是表面的变化，我的内心还是非常坚定的。我在瑞典接受记者 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八个字，当一个记者问我当时的心情如何时，我说我是“心如巨石，风吹不动“，就是说我做人的基本观念不会因为我的了诺贝尔文学奖发生动 摇，基本的原则和信仰也不会因为成为诺奖的获得者而发生改变，做人的基本准则也不会因为，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忘乎所以，飘飘然做出一些令人耻笑的事 情来。

法广：能不能披露一下下一部作品？

莫言：我的抽屉里有好几部已经开了头的作品，有话剧已经写了三分之一，有一部京剧也写了一个开头，有一部短篇，还有一些长篇故事也都已经构思的相当成熟。

法广：期待您的新作品问世。

感谢莫言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