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副总编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的首届论坛上,所发表的一个演讲,被整理成文,并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关注。这篇演讲文稿的标题《加强政治引领吸纳网上新型知识分子》(以下简称祝文),虽然是后来所加,但也准确地概括了这篇演讲的核心内容。

总的来说,祝文代表了体制对待网络传媒的主流观点,其中既有对现状的把握,也包含对未来的施策方向,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

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以及媒体的网络化,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演化。祝文开门见山,援引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意见阶层’,这就是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产生的阶层”。而祝文的通篇内容,就是在讲述,体制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新意见阶层”。

网络社区上的意见发散与聚合,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祝文所谓的“新意见阶层”,与中国的新兴市场化中产群体,有着高度的重叠。

按照祝文所引用的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中国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出现了‘新社会阶层’,即5000万在非公经济企业中投资和做高管的人群”。如果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再加上市场化的职业群体,如律师会计以及高级技术人员,估计在中国约有6000万人群,可被划为市场化的中产群体。

中国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为6.7亿,工作适龄人口约为5亿。如果抛去定义的细节,将这5亿人口的收入上层的20%,也就是大约1亿的人群提取出来,则可以笼统地看作是中国的整个中产群体。时评人莫之许,曾在《中产推动转型就是个笑话》一文中的分析指出,中国的中产群体,首先“被竖切一刀”,分为市场中产和体制中产两大部分。换言之,这1亿中产群体当中,大约包含4000万体制化中产,以及6000万市场化中产。

接下来,莫之许的文章继续指出,市场化中产,“又被横切一刀,部分与体制关系紧密、利益上依附体制的市场中产也被吸附编织进了亲体制场域”。于是,按照粗略的对半估计,市场中产群体当中,有3000万被吸附进入亲体制的场域,而剩下的3000万,也就形成疏体制的市场中产群体。

这部分疏体制的市场化中产群体,在经济上亲和市场化,在政治上亲和民主化,在价值观念上亲和自由化,对政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具有突出的权利意识与变革诉求。这些特征,明显有别于中国的体制主流。同时,这部分人群,也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这部分“新群体”,既是祝文所谓的“新意见阶层”中的“意见领袖”的主要产生来源,也是这些“新意见”的策展与传播的关键渠道以及重要受众市场所在。在体制看来,这一“新群体”,蕴含着巨大的反对风险,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极不利于体制的人士。在整理后的祝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历史上的社会动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动乱的领头人物”。

祝文毫不避讳地指出,对于这个“新群体”,体制的方针,就是“统战”。所谓“统战”思想,即统一战线,起源于苏共创建者列宁,其核心是在政治博弈中,“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换言之,对于体制而言,疏体制的市场化中产,在本质上属于“异己”群体,但体制可以分而化之,然后吸附可吸附的,打击要打击的。

体制的“给饲”与“饥乏”,是在经济方面的具体“统战”手段。祝文的原稿中说到,“对意见领袖的治理,提几个建议:1.经济上给出路,消除‘职业网友’。像@五岳散人这样的网友,一边开餐馆、开网店,一边在网上发表公共事务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网络意见领袖’非常好的生存之道”。

祝文的这一段话,意味深长。

祝文所没有提到的是,与“给出路”相反,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微博“大V”,同样也曾是网店店主的漫画家变态辣椒,则被体制完全剥夺了“出路”。或许是因为其漫画作品的政治讽刺,亦或许是其本人的一些亲日言论,在2014年8月,多家官方媒体,同时发布《看清“变态辣椒”亲日媚日的汉奸相》的政治攻讦文章,炮轰变态辣椒。同时,变态辣椒本人所经营的淘宝网店,则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被强行关闭。

根据后来的专访,变态辣椒认为,“就是觉得我烦,就是觉得我是不可救药的反对者,所以砸了我的饭碗”。与祝文的内容印证,在体制看来,五岳散人与变态辣椒,属于不同的分化对象;前者可以吸附,而后者则要打压。

经济上的给饲与饥乏,可以进一步分化市场化中产群体,也就是将“横切一刀”的刀口继续下移,以最小化疏体制的“新群体”的生存空间。而对于像变态辣椒这样的人士,体制认为无法有效吸附,则除过剥夺基本的经济来源之外,还有可能进一步施加强制性的打压措施。自进入2013年以来,体制对民间反抗的打压力度,骤然加大,至少数以千计的人士,由于言论以及政治因素,遭到刑事拘捕或者判刑。

台湾媒体人朱建陵,在推特上说道,“1992年开始关心大陆,从未见过如现在之死寂。媒体一言堂,无人出格。公知不是被扫地出门,就是闭嘴,或是选择与当局站在一起。持不同政见者,出头一个打一个。自乾五遍地发言,连五毛都省了。”应该说,这段话正是对当下中国言论环境的真实写照。

在体制的分化、吸附、打压的强化“统战”方针之下,中国的言论空间,被压缩到极限,中国的媒体与网络,近乎完全地被体制化。思想的保守压抑,经济的渐行渐衰,环境的持续恶化,社会的降解溃败,伴随着这些现象,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异常压抑憋闷的阶段。而随着体制的进一步刚性化,不难预计,未来的风险系数,也将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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