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立即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铁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姜昆称“绝不亚于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有种说法是，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谈会的与会文艺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艺历史中，有三次标志性的文艺会议：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次是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文革”之先声。《纪要》认为文化战线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出《纪要》成为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纪要》。
《纪要》虽然题为“林彪同志委托”，当事人的回忆证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确表示《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纪要》多次谈到《讲话》，认为《讲话》“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发表以后，“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要》正式发表，是在1967年《讲话》二十五周年之际。总政治部认为《纪要》篡改了《讲话》精神，但与其说《纪要》是对《讲话》的否定，不如说《纪要》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如何坚持《讲话》，又避免重蹈《纪要》之覆辙？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正是《讲话》首倡，与之并行的说法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鉴于《纪要》“灾难性的后果”，“作协四大”试图纠偏，首次提出“创作自由”。这次纠偏没有违背政治正确的戒律，也谈不上离经叛道，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的祝词，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讲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作协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责没有明确出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字样，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参见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对“作协四大”的批评和淡化，并不意味着《讲话》重新被全盘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承认《讲话》有“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之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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