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与意识形态部门的角力仍在继续。从现在的情势看，贺卫方已经成为在高校强化意识形态管控的一大挑战，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众说纷纭。但有一个角度值得重视，那就是：微博在这场对垒中的功能更值得注意，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而是逐渐成为被当局熟练掌控的“意识形态媒体”。

所谓意识形态媒体，是指服从党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宣传舆论阵地。文革中的“两报一刊”时代，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现在，这个名单在延长，增加了诸如《环球时报》、《求是》杂志，还有社交媒体类别的新浪微博。

与旧式意识形态媒体不同，新浪微博作为新媒体出现，即使曾经让执政党难以应付，但是在持续的高压审查下，新浪微博已经被驯服。以大V为核心所营造起来的微博信息框架，一旦大V被镇压、收服或收买，微博的整个话语体系都在向意识形态化方向转变。

意识形态媒体2.0

借助去年底今年初的操作手法看，政权在发动意识形态攻击战的时候，演练了一套娴熟的舆论战术：先由传统类型的意识形态媒体发表文章，设置议题时特意勾连某些微博大V，从而造成微博舆论场域的联动效应，借助微博的人际传播，壮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力。

微博之所以无法抗拒它自身变成意识形态媒体，一是经过最近两年的管制，有力地排斥了自由派声音在微博的存在，自由主义立场的大V受到压制，活跃性骤降；二是官方鼓动政务微博进驻，一边清场一边让政府声音进场，从而改变了微博生态的多样性。

结构单一、声音单调的微博越来越有利于意识形态议题的扩散——因为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有力牵制——而且，它与微博用户的恐惧心理相辅相成：越是强调意识形态，越能激起用户的恐惧心态；而越是恐惧，越容易造成意识形态议题的敏感，进而促成规模化传播，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循环。

高大喇叭下的边缘声音

就连反对者也会发现，自己在被意识形态议题牵着鼻子走。

从在高校推行意识形态管控的精密步骤看，现实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无法直接地正面否定意识形态，只能做迂回侧击——问题是，当迂回侧击作为一个战略被反对者使用时，它实质上是承认这个体制的合理性，这就会将自身置于“谏言者”的角色，那么它就无法进行有力的辩驳，就会显得非常被动，难以有效回应。

微博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广场，但这个广场不是观点的自由市场，而是变成被高音大喇叭占据的政治广场。那些嘲笑意识形态操弄的声音，不仅不合时宜，更主要的是，声音被淹没在意识形态议题掀起的大字报、大批判的赤色海洋中。作为“意识形态媒体”的微博，越来越像鸡肋。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拆掉微博这个“广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弱化它，让它成为废墟一样的东西，因为它无法被正确利用。过去那种认为微博促成社会运动、甚至引发革命的判断越来越显得过度乐观，安替所预言“维稳的微博”，正降临在日益强大的防火长城里。

可以想见，对微博的“转性”已经让当局尝到了甜头，舆论一律不再是梦想。在此前提条件下，更可以加以优化利用，从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政工需求，微博的功能势必会愈加扭曲，而微博用户势必变成意识形态攻击战的“肉鸡”，这是很可悲的局面。

总之，“社交媒体的微博”转变为“意识形态媒体的微博”绝对是个坏消息。大众话语的“容器”扭曲了“话语”，并且成为大众话语的限度，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大杀器”，凝聚在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优势也正在向执政党加速倾斜，这是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不得不思考的命题，如果继续陷在这个泥潭里，真的很难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