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清创的20分钟时间里，韩思湘没有叫喊过一声。旁人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痛吧?”他才徐徐吐出一个字：“痛”。

痛不是坏事，至少表明脚还在。

韩思湘的另外半截腿耷拉一旁。两年前，他因为麻风病截肢，从一条坏死的腿中解脱，剩下这半截大腿，末梢因为长年压迫，已经失去了感知痛的能力。前段时间脚踝受伤后，他道听途说，买了廉价中药自行给伤口敷上。康复技师樊国顺告诉他，这只会阻碍伤口愈合，必须清创。没有麻药，锋锐的手术小刀贴着他的脚踝骨来回划动，刮下一层层土黄色形同泥巴的中药粉末，一圈白色的骨头和鲜血逐渐显露。

韩思湘坐在麻风病院花坛上，跷着溃烂的脚，腊月的广东，仍有浓翠的树荫，樊国顺蹲着为他清创，又用生理盐水冲洗。院子里的人们来来去去，有人手里正包着饺子，准备做午饭。平日这里的人们吃不起饺子，只在到访的志愿者带了肉来时，才改善下伙食。

比起麻风病院里的其他很多人，韩思湘的麻风人生已算幸运。他患病较晚，是广东省揭阳县西坑麻风病院的最后一个入住者 。对于这些在麻风烙印中熬尽一生的康复者，痛楚构筑了他们的生活底色，从此岸行到彼岸，只有一架独木桥，名叫忍受。

被世人抛弃

林月美失去了双脚，还有双手的十个指头。病痛让她面目全非，她住一间屋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开口之前，她叹了几次气，不会再哭了，眼泪干了。但说着说着，泪水还是蓄满了眼眶。

林月美患上麻风病时不过5岁，年纪渐长，她慢慢知道自己“不好看”“丢脸”，无法务农的大部分时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内，凭残指做针线手工。

林月美幼年丧母，只有一个弟弟相互扶持。父亲深忧女儿的未来，林月美宽慰老人，自己勤恳，也不常出房门，靠做手工补贴生活应该无碍。但父亲去世后，日子迅速变得艰难。起初，村民们恶语中伤，传她会带来霉运，逼她走，没成功;转而就想要逼她死——流言生长出来，制造她自杀的假象，已经分家的弟弟听闻赶回来看她，告诉姐姐要小心：他来之前被村民们绑起来，给他一把刀，威胁他回家要杀了姐姐，为村里除害。

姐弟二人只能抱头痛哭。四邻乡亲的敌意就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林月美最后的光鲜与希望。

麻风病的病因和感染机制一度不为人知，遗传说和传染说真假难辨，隔离病人是千百年的通行做法。每个地方或有不同版本，但无外乎麻风被视为患病者的报应和噩运，也是社会集体提防的毒瘤。

韩思湘54岁时，才知道身为毒瘤是何等滋味。那年他被诊出患有麻风病。族人猜疑这是他年轻在广州打工时寻欢作乐的花柳恶果。韩思湘的哥哥曾找到弟弟当初的工友，逐一求证弟弟当年究竟有无此样劣迹，得到的都是否定答案，哥哥仍未释然。

近代中国，乃至1949年以后，对麻风病人的污名化和敌视曾酿成各种惨闻。 《福建卫生志》一书记载，1930年代，福建武平县驻军强迫病人自己挖坑，活埋80余人;闽侯县，一名病人未死便被装棺收殓;1949年，东山县30多名麻风病人被以集中治病为名，活活饿死在孤岛;1953年，武平县活埋4人，1957年发生一起哥哥活埋妹妹的惨事;1964年，尤溪县发生一起生母烧子的事件……

周遭尽是敌意，活下来已经是幸运。韩思湘的族人们只质疑他的道德，没有更过激的举动。在被送到麻风病院后，他还能得到社会团体的帮助和慰问。康复技师樊国顺一年两次到这里料理病患，他多年奔走在闽粤地区，接触过数千名麻风康复者。回忆往昔，他说，麻风病人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在中国西南地区，麻风病人的时代还在延续。

汉达康福协会副秘书长张燕看过那里的麻风村，不仅条件比广东和福建差得多，社会恐惧和偏见也更严重。她曾到访过云南一所小学，一栋教学楼分为三层，孩子们不是按照年级，而是按照是不是麻风病人的后代分层——麻风病人与康复者的子女全部在第三层。

到云南丽江时，张燕遇到一位50岁出头的麻风病康复者，14年前，刚进入21世纪，他在家里险些被弟兄放火活活烧死。惊魂难定的他离开家人，搬进现在的麻风村，和4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住在一起。

这样的痛楚林月美都体会过。她在满是敌意的村里住了6年，也就熬了6年。 村民夜里踹门恐吓她，有时用木板把她的门封住，或往她门口泼尿。一年寒冬，林月美被迫夜里逃亡，到野外躲藏。她桌子上至今放着一个带手柄的水壶，她曾握着它在水沟边趴过，在田里匐过，也喝过脚印里的积水。她没有手脚，靠着手臂和大腿，一路爬，一路磨得血肉模糊。数次晕倒在荒野，醒来全身泥浆。最后爬到周边村子，靠着老人们的一点施舍，挣扎了一个月，才等到被送到麻风病院的机会。

林月美今年已60岁，这样的往事，她已说过不止一遍，也不介意继续说下去，她大概需要用尽余下的一生，才能释放完精神重压。

28斤大米的隔离

大多数麻风病人并没有林月美那样的惨痛经历。也许那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很难再活着住进麻风病院。与村人对林月美的歧视与侮辱相比，麻风病院的大多数人遭逢的是另一种悲惨。他们年轻时就进入麻风病院，从那时开始失去自由的生活。

香港大学教授梁其姿的考证，中国明清时代开始建立的麻风隔离院，这是16世纪后中国唯一需要进行收容隔离的慢性病。到1950年代，中国大陆至少有40万麻风病患者。新政府急于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开始设置“消灭麻风”这个基于政治而不纯粹是医学考量的任务。1957年，中国政府发布《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翌年，以麻风村形式进行的隔离成为“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麻风隔离自此日趋严厉，并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起初，中国政府试图花最少的钱，对麻风病人最大程度地隔离。由政府财政拨款建设的麻风病院，主要收容干部、军官、城市企业工人等。麻风村则属于村民自办组织，主要收容普通群众，极少配有经费。江苏省的数据表明，到1964年，江苏省近3万麻风病人，不到1/10隔离。不花钱办大事的想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后，麻风村的建设改由政府经费解决。到1977年，江苏省被隔离的病人比例飚增到9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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