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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大姐因言获罪，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7年并剥权1年！我虽对大姐不被判刑未报奢望，但判刑之重亦是没想到的！大姐已是71岁的老人，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斗志，还在为这个社会担当，承受囹圄的摧残和人生的磨难，不免悲上心头。我几乎是想含泪对她说 : 大姐，您就不能不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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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道理。纵观历史，因文下狱，因言获罪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没有话语自由的社会，不同朝代的言论犯归宿都是一样的，这个浅显的道理，我想大姐比谁都明白。大姐已经因言入过两次监狱，一次是在1989年六四，关押一年半无罪释放。一次是在1993年，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刑6年，剥权1年，出狱后已年近花甲。我和朋友们给大姐接风，那天大姐的先生和儿子都在。大姐谈笑风生似乎是度了一个长假，但我从她先生赵大哥的眼神中能读懂一个为妻子命运担忧的男人的苦衷。这种眼神，我从我太太那儿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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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88年和高瑜大姐认识的。那年我们接手了社科院主管的《经济学周报》，何家栋任主编，军涛，高瑜任副主编，子明任总经理，我任副董事长(董事长是原社长崔少林)。报社办公地点在朝阳区延静里租的一座二层小楼，办公条件很差，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取暖。我因身兼几职不常去报社，大多是有事才去。很早何老就告诉我说高瑜已经来上班了，让我有空见见。高瑜的名字早就耳闻，为了共同的事业，她从中国新闻社正式调到《周报》。一天到报社总编室，见何老披着大衣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围炉说话，炉子上的饭盒冒出香味。她抬头看着我，我忘不了与她第一次相对的眼睛，那样干净，那样美丽，还有几分怀疑。何老介绍说这是高瑜，这是小毕。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屋里似乎没有了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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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她很年轻，以为她比我小，不仅是长相身材，更是阳光的心态和开朗的性情。以后相处感觉到她没有女人的含蓄与心机，而是男孩般的直率和坦诚。谈事直奔主题，评判一针见血。无论是什么人，或在什么场合，她都说心里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对于从事记者职业的人来说也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但我更相信是她的个性使然。刚开始还为难与这样的女人相处，后来越觉这种真诚的可贵。更重要的是，她有独立思考和牺牲精神。她比我大得多，但一直觉得她比我小——因为她纯粹，因为她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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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来了后写了很多大块儿热点文章，引起社会反响，给周报增色不少，但也引起上面的注意。比如这篇发表于1988年12月的《中国如何渡难关，改革出路在哪里？——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严家其时任职于社科院政治学所、温元凯时任职于中国科技大学)，就招来了上面的警觉。其实这篇文章其核心内容是社会要走向法制，警惕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式权力更迭的覆辙。但这篇报道被陈希同(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在1989年6月30日“首都平爆庆功会”上批为“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也成为封杀《经济学周报》的口实(6月11日被停刊)。 其他文章还有《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徐四民和五位青年学者的座谈》 。《站在今天说话——夏衍，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等等，不一一列出。
8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学潮开始，随后知识界与市民参与进来，高瑜及时写了通篇报导《邓小平谈学潮并论胡耀邦，胡耀邦留遗言关心知识界》，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八九民运，大姐积极参与其中，与大多数人参与方式所不同的是，她是要“将民主从街头引向大会堂”，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她受人大常委胡绩伟之托到广场找到学生领袖王丹，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被极端的学生抓住胸口几乎暴打。为体面撤离广场，她受王丹之托帮助学生写《告全国人民书》并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为制止军队进城造成民族的灾难，她受众人之托起草《致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由学生代表递交给人大常委会接待处，这一行为又遭到一些知识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她和体制内外希望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各种力量在努力，希望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动用法定程序化作出裁决，化解危机。曹思源在联络人大常委会委员，135名常委签名，联署的常委已超过三分之一，已经符合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律要件。如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撤回军队，并解除李鹏的总理职务，形势就会向有利于赵紫阳民主派转化，六四血案自然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这个刻在中国历史上代表耻辱的符号了。但是历史没有假设，人世没有如果，一切因果，都是必然的归宿。
高瑜大姐是6月3日早9点在上班的路上被秘密绑架(所谓秘密绑架，就是用黑社会手段抓人)，中午曹思源去打酱油被秘密绑架(他太太陈彬彬当时给我打了电话说老曹失踪了)。晚上，人类的悲剧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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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被秘密关押三个月后家里才知道去处，而且有关部门不给任何被拘留的理由。失踪当晚家人疯了似得四处寻找，大姐的弟弟跑了全城40多个医院在尸体中翻找。感谢有关部门行动及时，否则大姐也许在当天晚上与众多遇难者一样横尸长安街头。
长达一年半的审查，最后释放亦没结论。不明不白地抓，不明不白地放，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你不是要清白吗？给你个不清不白，让你说不清；你不是要说话吗？那就让你面壁，这墙足够厚。
大姐在狱中面壁，我在温州流亡。大姐1990年底出狱后，我也于1991年初回到北京主持军涛、子明的诉讼官司。我召集了相关当事人，请张思之和他的学生付可心、孙雅晨当王军涛的无罪辩护人，与子明夫人王之虹一起请吉思婉、高晓峰当陈子明的无罪辩护人。高瑜大姐不顾有病在身，责无旁贷投入到这场世纪诉讼中，陆续向海外和香港报刊、媒体报导陈子明、王军涛和他们的案情进展，并对他们在法庭上对八九民运的辩护都作了详尽的报导。只要不在墙里，你一定会听到大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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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军涛、子明的官司打完后，我又重新开始创业，办公司，开工厂，为的是接济“六四”受难者和其家属的生活，忙的很少有时间参加社会活动。高瑜大姐一直活跃在社会的前沿，用记者独立的视角和勇气追踪报社会热点事件并在海外媒体发表。比如揭露“六四”真相；介绍王军涛、陈子明等一批因“六四”被判刑入狱人士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对涉及民主宪政与专制暴政相关事件的评判；对原中央委员、赵紫阳秘书鲍彤案件的深度跟踪报导；帮助“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为在六四中被枪杀的儿子(裢链,时年17岁,高二生)申冤；呼吁为六四受难的人士平反昭雪。甚至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被体制内保守派封锁，她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捅出。她是记者，有记者的敏感，更有记者的良心。她在尽着记者的职责，她在为这个社会守夜。但在一个缺失价值谱系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你的道义行为一定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为这个社会埋单。
也许是我和大姐同命相连，她于1993年10月2日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被捕，我于10月6日被以荒唐的“资助王军涛、陈子明挪用公款”入狱。大姐被判6年，我打了个半折。看来，年龄大小也许决定了刑期的长短，我不再以为高瑜大姐比我小，相信她确是“大姐大”了。荒唐的社会，给了我荒诞思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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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6年底恢复自由后又重新创业，挣钱养家糊口。大姐1999年初被保外就医，出来后又拿起笔铁肩担道义，谁也不会相信她已是56岁华年。“你有枪，我有笔”——她把名族报人史量才先生的话贯彻至今。和大姐在一起，你会受到激情的感染，与大姐共事，你会得到生命的张力。
2007年包遵信去世，大姐和小波、祖桦、徐晓张罗丧礼，并写了专题纪念文章。丧礼过后不久，又在张显扬老师家旁边的湖北大厦召开包遵信追思会。我为了拍照提前到场，大姐早已到了，她和先来参会的人说着话。几个陌生人在会议室门口把守，还有几个在屋里闲站着，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但谁也没有把他们当回事，继续聊着等待正式开始。人员陆续到了，突然灯灭了，找物业，告知是故障。是故障就得修啊，很不情愿来了电工磨叽半天也没修好。这个过程中谁也没有动，听大姐在黑暗中讲着老包，声音如天外之音在夜空迴荡，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意境。在场国保终于明白人造的黑暗并不能阻止心中的光明，索性撕破脸暴力驱逐参会者。当然，扑向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姐。一个人的声音变成群体的抗议，推搡中不时发出“打到法西斯”的呼喊。大姐被簇拥出会场时，并未忘记捧上献给老包的鲜花。那是一簇圣洁的白菊，大姐捧在胸前，在黑暗中是那么耀眼。我抓拍了下来，成为生命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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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性格直率豪爽，口无遮拦，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虽然吃亏都在这张嘴上，但难改初衷。而且每每遭受囹圄之灾与人生劫难，都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为他人、为社会。我也是这么块料，所以心知大姐颇深。她出狱后又提起笔，写了一系列敏感的文章，参与了很多敏感的事件。她写王军涛 ——《写军涛，我责无旁贷》、她写陈子明——《从四五到六四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知识群体——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改造与建设”网站开通》、她写胡耀邦——《胡耀邦留遗言关系知识界》、她写赵紫阳——《赵紫阳的9*11——暴政压制民意的国殇》、她写华国锋——《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结束旧时代和开创新时代的两位中共领袖》、她写包遵信——《又一个为我补课的人走了——亦师亦友念老包》、她写何家栋——《何家栋论批袁与反恐》、她写刘晓波——《公民刘晓波》、她写张思之——《永远的张思之》。她批判极左领军人物邓力群——《邓力群诋毁赵紫阳查证——就《十二个春秋》正式出版访问知情者》；她为六四受难者鳴冤——《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很多很多。她签名零八宪章，她呼吁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她要求为六四平反，她写了《我的六四》一书并出版。按相关规定（涉及泄密恕不列举），她的话，她的笔，她的行为，随便一条（一件）也许都是罪过，但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得到了许多国际新闻奖项，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I W M F 勇气奖。她看重这种荣誉，更看重争取荣誉的牺牲。她知道所做的事随时都会给她带来危险，但她愿意承担所追求价值的后果。
她在《从反右到六四——八九是五七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又到了六四，这是全北京人心头滴血的日子，也是亲人牺牲在北京街头的全国各地人民永远哀悼的日子。作为参与者，我们更把她看作是生命和信念的纪念日。沿着六四的血迹，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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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应该算是体制内的人，她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了近十年，1988年从中新社调《经济学周报》，人事档案放在《周报》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社科院。她无论是在体制内还到是从体制走出，身为一个职业记者，她身上有媒体人应有的独立意识与思考精神，保持着对权力的警惕和对执政者的审视，这在当代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在谎言充斥的社会，敢讲真话，并坦然迎受后果，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知道，大姐的勇气来自于她的责任，她的信仰和她的真诚。大姐是个本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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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被抓后我一直非常惦念，已是70岁的老人了还要遭受囹圄折磨，怎能不令人忧患！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人的寿命长了，七十已不稀奇，但七十老妪蹲监狱肯定是件奇闻，当事人与制造者都会被写在历史中。去年央视在新闻联播主板播出大姐穿着号服在监狱里“认罪”的特写，这种羞辱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是在打每一位国人的脸——包括他们自己！我无比悲愤，含泪给大姐朗诵了海子的诗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的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这首诗就像海子写给高瑜大姐的，以后我每想大姐就朗诵一遍，似乎她就在我面前安静的倾听。我写了一篇评论她所谓的泄密的文章为其鸣不平，指出如果天天传达，日日学习再加上不厌其烦宣传的xx号文件是秘密，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谁放个屁也是秘密，因为屁股围在裆里。为了不给大姐添乱就压下了。
4月17日知道大姐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权1年，情绪已没有上次那样的激动，心中反倒平静许多。因为我想明白了，对大姐和这个体制而言，这是必然的结果，符合双方价值观与自身的逻辑。她的刑期不会因我的愤怒而少判，她的无罪也不需要我的呐喊来证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统治者应该懂得的常识。善恶终将有报，历史自有公断。
屈指一算，待刑期满大姐已年愈80了，我期盼她能活着出来。再见面，我不会再劝她不说话，不写文章，因为我记住了她的话——
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
二十年了，我仍旧会做一个蛋，不停地去撞击那面墙。
大姐，让我们一起。
2015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