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异见作者是一种虚构生物。当然，中国存在异见人士，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会写作，但是关于苏联式镇压的不切实际想象——充满敌意的国家审查者用红笔审定小说，作者们被迫在屈辱的服从和勇敢的反抗之间做选择——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异见人士经常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新闻报道、法律活动或民族身份而受到惩罚或监禁。不过，很少有人会因为一首诗而锒铛入狱。中国并不存在诗歌英雄。

多年来，中国作者一直在撰写会遭禁的书籍，但并没有引发激烈反应。阎连科对毛泽东受到的个人崇拜，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悲惨事件进行了检视，大陆出版商纷纷对这些内容敬而远之，于是这些作品后来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但他的小说还能在这里得到出版，他在生活中也没有受到骚扰，而且他还在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里拥有颇有声望的职位。盛可以和陈冠中都写过涉及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续情况的小说，但据他们自己的讲述，他们甚至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主要问题似乎是自我审查。许多中国作者好像都在回避争议性话题，而莫言或许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如果这些话题不会触怒政府，那么这些作者为何要进行自我审查？其实，对于中国作者的艺术独立性而言，文学界的社会凝聚性——它植根于中国对待权威的传统态度——比政府更具有腐蚀性。

这并不是说官方审查不存在。中国的出版行业由一个叫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但是，它的大多数政治命令都会通过含蓄的建议来传达，然后让出版商自己去体会。随后，出版商会向作者们传达一种笼统的受到约束的感觉，并将之描述成一种不幸却又不可避免的自然条件，就像糟糕的天气那样。他们会建议作者小心，同时表示自己对此持同情态度。

作者们似乎总是被同情包围——来自出版商的、编辑的、以及彼此之间的同情。除政府出版体系以外，还有一个大规模的、联系紧密的文学社会体系，杂志、文学奖项评奖小组、学术座谈会和书评人员都被囊括在内，一个叫做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性官方机构也在为其提供支持。该组织是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的，它在尝试使写作行业专业化的过程中，还在为一定级别的作家发放不算太高的薪资，而且也在为培训、出国旅行等事务提供资金。

所有国家的文学圈都存在派系分化的倾向，但中国是个尤其依靠人际关系驱动的自成一体的熟人网络。它还有一个“看人不看作品”的倾向性，即看作者是谁，而不看作品如何。经常遭到该系统阻碍的阎连科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解释，“‘看作者’的意思是看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看他们是否忠诚：你的道德或艺术立场是否与我一致？”

要研究中国作者所受到的压力的性质，就要区分政治力量和个人权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不存在正式联系。当中国作者尝试玩转这个系统，并发展自己的事业时，政府政策只是他们必须考虑的事项之一，而且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事项。

你需要请某些人吃饭，需要迎合某些品味，还要坚持某些艺术准则。这里还有赤裸裸的腐败，因为文学生涯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毁于一旦，奖项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这种结构，以及它对作者们产生的压力，就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天解体，也会依然存在。

反抗这个体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要么永远留在边缘，把书投给从未听说过你名字的编辑，期待那些你从来不欣赏的作者出来为你喝彩。或者，那些已经身处这个体制的作者，还可以一脚踢开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的赞助者，对那些做出了跟他们当年一样的妥协的作者大加羞辱。如果你是一名中国作家，那么反权威就意味着反社会：这需要的不是向当权者道出真相的勇气，而是对朋友无礼的勇气。

上世纪90年代末，南京作家、诗人韩东参加了朱文和其他几人发起的一项被称为“断裂”的运动，明确提出了对拥抱传统文学圈的反对。接下来几年，这场运动吸引了一些注意力，但最终还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仍然是个小圈子，只是用一个社会团体去取代另一个而已。

在高度社会化的中国，很难想象哪个作者会真正地反社会，要做到与社会断绝关系，在必要时还能有直接的攻击性。中国一些最伟大的文学人物——诗人李白、小说家曹雪芹——是流浪者，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不是被放逐，就是被忽视了。

阎连科是一个典型的反抗代表，但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尽管他的很多书都无法在中国境内出版，但他仍然在这个体制内持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位置。他的才华不容忽视，但是他对撰写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的坚持，也意味着其他作者会以一种尴尬的眼光来看待他。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就连他的家人也希望他不要再这样下去。

此外还有李娟。作为中国作家，她和体制的距离也许已经远的不能更远了，而且还在发表作品。她生活在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并在那里写作，思考者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四季变迁。她的文学生涯走的是她所谓的“野路”——中文中经常用“野”来指代不合常规的事物。

她并不反叛，也没有目空一切；相反，她似乎有些害羞，而且经常在公共场合咯咯地笑。她在贫困中写作了10年，期间不断向杂志和出版社投稿。后来，她的作品的力量逐渐得到了认可。“我的作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主流文学圈的宣传，”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所以我不能说自己是与他们分离的。但我的态度一直是，‘不拒绝，也不参与。’”尽管名气越来越大，李娟宣称自己完全不懂如何给自己做宣传：“除了写作，我根本不知道其他事情怎么做。”除了负责出版她作品的编辑，她与文学圈里的其他人没有太多联系。

“有些同事认为我自视过高，但还有些资深人物愿意为我说话，我必须感谢他们。”李娟永远是客客气气的，几乎是在躲避，但是在谈论写作技巧时除外。在评价她自己和其他人的作品时，李娟的立场就开始变强硬，而且还展现出了一种固定的立场。这会让人联想起阎连科对历史主题回顾的固执坚持。不论这是什么品质——有骨气，不理会他人意见——这都是中国文学界如今最贴近异见精神的东西。

艾力克·阿布拉罕姆森(Eric Abrahamsen)是翻译、出版顾问，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