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革命的時代。遠古人相信形上的神秘力量，多於人本身。接通天地、溝通鬼神的人，就是巫；巫師有超乎尋常的社會地位。即使有王權，實際上也是神權統治。
上古
但在神權出現之前，人人都可以是巫師。就像耶穌死後，越來越多人自稱接收到天啟，先知也越來越多。羅馬公教會為了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宣布啟示錄就是最後的天啟，之後的天啟和先知一律為偽作。古代的東方，「民神揉雜，不可方物」（《國語．楚》），就是人和神分不開，神道和人道分不開，幽冥界和現實界分不開。
當時的神權革命，也是跟基督教類似，通神的「許可權」慢慢被收緊，先限於小部份社會的菁英，最後再被天子收入籠中，天子是巫君、是人王，又是大祭司 。通神的權力被定於一尊，民間不可再有「通天」之人，則正統大權只有一個，這就是王權的由來。
《易經》說「聖人以神道設教」，這是上古人從非理性轉入理性的一刻。神道由天子代行、壟斷，巫治的影響力收窄，「理性的文明」抬頭。聖人「設教」之範圍、禮俗制度所到之地，不可避免進入世俗——脫離民神揉雜的巫風。再加上宗法制度、封建政制，繼承財產、封疆和政治權力，要依靠有形有相的血緣關係，以土地為依歸，一切從形上過渡至形下。
周
周天子受到十方諸侯挑戰的時候，周朝的知識下流，莊子形容為「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出來的九流十家，全是理智的學問，世間的學問。以人為本位的世俗政權，人道最終顛覆它的母親，即神道。「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皇天的主權被顛覆了，被道德化了，其主體降臨在千萬人民之間。天下的治權，最後落在有道德的聖人之上。但聖人也只是全體人民的代表。但聖人也是沒有主體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不可知的鬼神，被凡人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代行治權的，是有德的聖人，他是巫師的另一面，理想中，他的德性與皇天同出一徹。
漢唐帝國
從神治轉移到人治，在東亞或世界史上都是一個突變，尤其是當歐洲文明經歷理智化的希羅文明之後，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受到基督教奪舍，巫風再次覆蓋歐洲。
過早啟蒙，進入文明，有其壞處。理性發展出程序和官僚組織，種下了禍根。日後皇帝被官僚所克制，龐大的帝國，變成無人駕駛的鐵達尼號。董仲舒為漢朝訂立了適合帝國的擴張型儒學，將人倫比擬為官僚、國家，因為理論是為了適應現實，予行動合法性。從漢武帝開始，斷斷續續，漢朝都是一個不斷向外（匈奴和西域）擴張的帝國。
唐的中亞帝國，是國際性的，它甚至跟阿拉伯世界接觸、打仗、貿易。佛教和道教已經開始發展，漢朝以來的擴張性的、功能性的儒術，顯得落後，因為它無法解釋哲學的最基本問題，人類何去何從，意義何在的問題，只能作為官僚制度和取士標準。士大夫、貴族，皇室中人，於是投向佛道的懷抱。唐室以老子李耳後代自居，武則天信佛，中後期不少皇帝好煉丹，長期服食鉛毒而智不清。
唐朝在瓦解，外族紛紛自立，吐蕃曾經是勇武的，在唐軍忙於應付安史之亂時，直攻長安，大掠而去。節度使紛紛割據節鎮，不聽唐室號令。皇帝控制不了外朝，背後則有內侍太監脅持，最後太還監控制了唐的禁軍飛龍兵，太監一直操皇帝廢立生殺之權，直到節度使朱溫入京清君則，但之後拒絕離開為止。在這種劣勢下，皇帝除了尋求佛道的形上解脫之外，對現實實在是無能為力。
漢儒是擴張的儒，宋明儒是內省和理智化的儒。
南北朝：宋朝與遼朝
儒家思想在宋國建立之後，一方面原教旨化，另一方面繼續著周到漢唐帝國的理智化趨勢。它混合了佛道的玄虛辯證，將理論覆蓋形而上的太虛世界。宋儒的天理人慾之辨，是這種內省形儒家的代表。人慾被排拒在理智或聖人之外，整套思想徹底理智化，加上制度上的文武分家，基本上使知識階層離地而務虛。
而這個轉變是跟東亞的國際形勢有關。宋國對遼國，不是匈奴之於漢。遼國是高度制度化的國家，盤據北方，版國東至朝鮮。香港的歷史教育，是國民黨那一套。唐宋元明清，其實宋是否能獨佔一格，大有可議之處。 在遼朝周邊的人，反而視遼朝為中國。
在均勢的現實下，宋人的儒，只能是內省的、理智化的儒。因此北宋的蘇東坡主張：王者不治夷狄——「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 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 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 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何嘗不是現實壓迫下的折衷。即使宋朝有民主派，也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沒能力建設「民主契丹」。
永待擴張的「國」
宋朝也是宋國，傳統的天下觀似乎備而不用，那是儒學的理想，但在強敵環伺的現實下，沒辦法伸張，宋人實際表現出某種類民族主義，有強烈的、非理性的民族感。這可以在蒙古攻陷南宋，大量軍民自殺殉國可見。
宋自視握有中華的道統，但一旦其現實環境不容許其文化、制度和領土擴張，它就向內建設，建設某種類似民族共和國的東西。不過和現代的民族國家不一樣，宋人的認同是王政、王道，也認為中原是他們的失土，《滿江紅》是天下觀的典型作品，這就像元朗那兩條對聯：「長守中原舊，春回大陸新」，那是一股蓄積著的力量，期望有日向北擴張。
明代不明
蒙古的殖民被明教徒打走之後，中國的思想又進入大一統。大一統其實是衰弱，因為亢龍有晦，升高了的終於會低蕩。國土無可征服，思想又只能回到內省、理智化的老路，繼續宋初未完的衰頹。
明朝繼續玩宋明理學，但對「人」的剝削更大。明朝的絕對君權，擴張到一個地步，是後世皇帝無法獨力承擔的，結果就是司禮監掌握實權。朱元彰的天真之處，在於他不接受宋代以來的市場經濟，他對中國摧毀多於建設。宋代的市場經濟極為輝煌，受到世界歷史界的公認。朱元彰做皇帝後，卻將中國經濟暴力改造成「四書五經」裡的古代世界，回到士農工商、實物經濟，收稅都要取實物和力役。這削足就履，是用來配合他由漢儒思想拱衛的皇權，而孟子的激進民本思想，以及其有名的「人民暴動權」，則被壓抑和視為妖學。
孟子在日本的命運也一樣。日本的德村幕府，以及一眾儒學家，也是尊孔批孟，因為孟子帶來的是易姓革命，簡直是洪水猛獸。
宋明人慾
宋明理學，是無法追上十五十六世紀的貨物經濟。經濟繁華，一方面令民間充實，但亦被視為「人慾橫流，天理不彰」。思想和現實無法契合，知識階層是無所適從，甚至陷於痛苦的。明朝學者最後的努力，是王陽明的心學。他試圖用禮教契合個人主體，認為人本性善，其意識和慾求是可以契合大道的。在他之後的學者，不能跳出朱子的骨架，仍盡力為「人慾」辯護——百姓日用之道，就是聖人之道；張居正高喊：「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維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
李贅也有勇氣蔑視世俗，擁抱自己的主體，然而他受制於時代，無法提出可以實行的全套理論。一群人的反叛是革命，但一個人的反叛卻只是反叛，最後他以有傷風化、惑亂世人之類的罪名被處死。
君主專制始終壓抑著社會，在中國沒有市民階級，士農工業，讀書做官的生死輪迴，就是到了蔡元培的時代，還是困擾他們的改革難題，明末的中國，即使物質文明已經極為先進，但內省性、理智化的儒家仍然揮之不去，它永遠圍繞著「玄虛的善」，或現代所說的「政治正確」，反而成為解決任何大小現實問題的絕對阻礙。
革命的後遺症
理智化、制度化的儒家，首先是為了克制民神一體的狂亂而出現，將世界的主權由不可測的玄天上帝，轉移到君子身上，這在遠古的時候，是先鋒式的革命，確立了古典的理性、確立了物質世界。但也因為其先進，太好用，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有連續性的帝國，到最後，沒法追上經濟條件和國際形勢的改變。更不要說它壓抑了人的非理性、衝創力，這和中國的武力衰退，是同步發生的。
王朝的武力衰退，是在明朝；民間的武力衰退，則更早。官僚懂得理性，俠懂得非理性。捨生取義，以一人入萬軍，這都不是經由計算，反而要跨越理性才能成就。漢朝的時候，司馬遷的《史記》有「遊俠列傳」，唐代有武俠小說，然而到宋代，「俠」不再是獨來獨往，而是包青天身後的展護衛，被朝廷統攝了。官方對這些故事和戲劇的推廣，折射出他們不再認可「俠」的價值，因為「俠以武犯禁」。人民動武的合理性，一直被收窄，由此可見，直到現在。
中國傳統消逝以後，進入完全物質化、科技化的「現代」以後，人越來越理智，更加很少「替天行道」的人和事。天是無以名狀的非理性。它的權柄早已隱沒。中國人一點也不迷信，中國人是越來越現實，他們是絕對現實和計算的人。
溝陷於理性，是「現代」的特徵，現代中國在這方面，反而是接通歐美的。心是自己的，今天卻要人旁提醒我們「傾聽你的內心」。今日有人提出另類主張、有人力排眾議、有人堅持，旁人皆說：「他瘋了﹗」
這些人在幾千年前可能被尊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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