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
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
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定
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
治的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
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据于人民的
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
便成为毫无意义……。(三)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
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
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度，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
就是全国上下，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不得加以变更”。“我们
认为今天问题的关键，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治和
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
律，可是这个法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
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可以创造法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们
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
治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
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
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
国父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
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之
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
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
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名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
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创制之权。”

三、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
重要，然后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
有价值的法律”。“中国历史辗转于封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
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
旨’便是法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
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则于逐渐养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宪法决
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是说法律产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
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法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
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治的角度视之，又
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后完成
法治，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四、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
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令精神，应当以最多
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
使法令有任何扦格难通之处。”“其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
能公平贯彻，某甲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日即成废话，而不能
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恶习，必难根除”。
　　
五、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
的法纪，所谓法治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
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自己
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
则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
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事无论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则贪
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
分开的，我们希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

——《新华日报》1944 年 7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