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希特勒的童年照
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有次他看到一张希特勒的童年照，照片中的小男孩纯真、无邪，旧日时光的温暖色泽，让希特勒也褪去了魔头的身份。昆德拉在那一刻居然可以跟希特勒都达成某种和解，把希特勒看成一个人，这让他震惊不已，不知该如何对待这种感受。
在这里，我当然不是拿希特勒来类比长者。而是想说，总有一些时刻，我们即使对最极端的人和事，也能穿越其制度身份，窥见某种生活的本真。这种本真可能转瞬即逝，更掩盖不了历史之恶。但在荒谬的人生旅程中，这种本真又总能成为隐秘的生活基石，微小而弥足珍贵。
这种本真，也恰恰是膜蛤文化的精神根基。它让我们在被大时代和大叙事裹挟的洪流中，可以回到某个开始的地方，“看到那个刚刚展开人生长卷的，意气风发的自己”。在那儿，我们可以找回那些童真。“就像很多年前，在太阳底下疯玩一圈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光明冰砖的我。或许还有你。”（参见《中冰砖和背后的男人》）
正如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词与物》中所说，语言特点可以反映出相关文化的很多特征，这个下文再论及。这里我想先重点说一下我为什么把膜蛤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我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两本学术著作，一本是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农民社会与文化》，另一本是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代表性学者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菲尔德把文化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指庙堂的，制度的，高层的，书面自觉的，小传统则指民间的，草根的，自发的，前者高大上严肃死板，后者则贴近生活活泼灵动。大传统接近高层话语，小传统则接近草根话语，草根话语倒不一定在影响范围和层次上就低于高层话语，但在整体文化氛围和感觉上，更类似的是赫伯迪格通过分析摇滚文化、嬉皮士、光头党总结出的“亚文化”，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主流文化”。所以我们如果从文化的特质和感觉，以及其中核心人群的年龄层次来判断，很容易发现，膜蛤文化虽然有一个官方高层吉祥物性质的核心人物，但却是经过民间解构和发酵之后，不折不扣的“青年亚文化”。这个矛盾和吊诡之处的成因，连通着一整代人的精神成长图景，揭示出这种图景，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
当然，如果对膜蛤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那可以得出的成果和结论肯定涉及各个层面。膜蛤文化与政治气候，膜蛤文化当中的转世轮回学说，作为子文化的续命文化，续命文化与道教巫术传统，现代传播中的网络膜蛤文化等等。各种题目，都值得跨领域的文化学者好好书写。本文限于我自身的兴趣点和知识面，将在下半部分逐层推进，主要只写三个方面：
1，长者的哪些特质造就了膜蛤文化，这些特质跟膜蛤文化的同构性；
2，蛤丝膜蛤的精神气质和情感认同中最大的特点；
3，膜蛤精神反映出的一整代人生活精神的变迁。
在膜蛤文化中，蛤丝津津乐道的是长者穿白色西装的热带男孩造型，暴走狂飙英语的傲人文彩，弹奏夏威夷吉他的呆萌姿态，在重大场合拿梳子梳头旁若无人般的自在，等等这些，都跟官方形象截然相反。所以，膜蛤文化中的长者，就是一个反叛而特立独行的形象。这个红旗下的蛋，因为在官方话语中曾是红旗的至高象征，一到膜蛤文化却一转身就戳破了旗帜，滚动的身姿愈发撩人。如果说反文化，那没有比这样的形象更反体制、反主流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领导人官方形象消解的破坏力，那可比反叛者声嘶力竭的呐喊大多了。
我们可以再重点看下语言这个载体，膜蛤文化中的黑话，当然绝对迥异于代表大会上的讲稿。所以长者怒斥女记者的讲话，一举奠定了膜蛤文化的基础词汇系统，那个完全不是四平八稳的官方词汇，而是个性男孩的真情发作。那是人的语言和说话方式，而不是官的语言和说话方式。
有一件事情可以为长者自身特质触发膜蛤文化这个逻辑作一个绝佳的注脚。著名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先生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说到，梁思成心心念念复原的北京城中轴线对称建筑格局，根本就是皇权的象征。长者不顾众人反对，属意要搞国家大剧院这个破坏了北京城整严建筑布局的蛋形建筑，精神气质上很“流氓”。这种叛逆和一意孤行出走的“流氓”气，居然通过一个极权国家领导人的自身气质，对极权文化象征造成了破坏！传说长者是为了辣妹子才一心建国家歌剧院，此事若当真就更好玩、更人性、更“流氓”了！
膜蛤文化中的长者形象，当然不可能完全是长者的真实形象，但如果没有精神气质上如此接近的一些幽默流氓特点以及由此造就的一些事件和言行，那就根本不会有膜蛤文化了。
蛤丝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么搞，到底是粉是黑？其实在最初，多数人的心态肯定是黑，正如前文所说，是对官方形象的消解啊，不黑怎么消解？包括我自己，最初看“江选研讨会”的文章时，都完全是当搞笑文看的，以为板板也完全是一心在黑长者呢。但这事情到了后面就越发不明朗了，因为在黑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丝丝粉的心态。最后就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黑是粉，是续命还是催命了。我想不同的蛤丝，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共同分享的，其实是在相对性中沉醉的幽默精神，这才是膜蛤文化中最动人的地方。
我们在非黑即白的教育话语中长大，臧否历史人物更向来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所以辨别时代正负走向和人物红白属性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经常有人念叨。这种环境有时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点都不好玩，也不接近事物的真相。所以当我在膜蛤文化中发现在相对性中沉醉的幽默精神时，真是大喜过望，这才是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蛤丝的根本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蛤丝阵营也吸纳了很多纯粹图个好玩的妹子，她们才没兴趣分析经济形势、历史事件和时代走向呢，说说搞个大新闻和无可奉告，根本就是：好玩！所以是粉是黑完全不重要，甚至多数蛤丝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幽默精神才是膜蛤文化的核心精神。那类指点江山的政治青年在膜蛤文化中可能完全找不到北，我们有时也分析几句时局，但是否确实完全不在意，时局于我，能出多少个段子才最有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但在这样消解和玩闹的膜蛤气氛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方向，尽管没有明晰的康庄大道，但在其中，还是有一条氤氲的雾中之路的。这个方向，简单说，就是对生活的回归。
膜蛤文化的主力始终是八零后人群，所以说其为“青年”亚文化最准确不过了。对于这群人来说，长者伴随了我们从年幼无知到青春懵懂再到找到各自归属的整个过程。最初，长者象征的是制度，世界对我们来说规矩森严、难以捉摸、不可更改；随后，长者化身为社会文化，在时代风气和民间小段的弥漫中，成了更微妙但依然庞大的文化隐喻；最终，在膜蛤文化这里，我们终于抵达了生活的彼岸。这三种状态，分别对应着我们启程求学、寻找迷失、成家立业找到归宿三个阶段，长者也逐步褪去起制度政治身份，在膜蛤文化这里成了生活精神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膜蛤文中，除了幽默，最大的关注点都落在长者的生活细节和感受上，从“爱情故事”中如邻家大爷大妈的点滴到中冰砖甜味中飞舞的童年惊喜。制度规约，文化熏习，但最终，我们最逃不开，也最在意的，是说不尽的生活。长者对历史，对时代，到底做了多少正确又多少错误的事，在膜蛤文化中是完全找不到答案的。在膜蛤文化中，蛤丝恶搞，玩闹，但总不经意把长者还原为一个人，就像昆德拉在那张希特勒的童年照中看到的一样。我们不是要对他作一个辨别和判定，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象征性人物，可以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更亲近自己的生活。
鲍勃·迪伦在自传中说，他最终洞悉奥妙的一刻，就是把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看成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时刻。把任何人都还原为人，把握永远在相对性中的温暖，是最后的众妙之门。
时代历史，江山社稷，千古功业。最终，只不过，是一场命运；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是一场生活。
摘要中引托洛茨基的话：“我可以预测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测到我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脚。”生活，不是革命的走向，是你有可能会在冬天的时候冻伤脚。
